尋訪紅色印記
3月10日，位于渝中區(qū)望龍門二府衙街70號的中共重慶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舊址、楊闇公舊居。
3月10日，渝中區(qū)望龍門二府衙街70號，中共重慶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舊址正在進行展陳升級。
3月10日，在位于渝中區(qū)人和街117號的中法學校舊址，“重慶中法學校——中共重慶支部史實陳列展覽”正在布展。
1月27日，在綦江區(qū)古南街道中山路24號，鄒進賢故居原址修復完畢。
1月27日，在綦江區(qū)古南街道中山路24號，鄒進賢故居原址修復完畢，正式開放。1926年1月24日，中共綦江支部在此成立。（本版圖片均由記者張錦輝攝/視覺重慶）
核心提示
“四川省現時是最好工作之地。”這是1926年9月，中共中央對中共重慶地委的工作評價。當時，在中共重慶地委的領導下，四川省的黨員數量在兩個月之內增加兩倍，發(fā)展勢頭迅猛。
1926年1月，重慶最早的兩個黨支部——中共重慶支部與中共綦江支部分別成立。1926年2月中共重慶地委正式成立，實現了對全川革命運動的統(tǒng)一領導，確立起重慶作為四川革命運動的中心地位，推動革命運動在四川迅猛發(fā)展。
全川黨的工作為何由中共重慶地委領導？重慶最早的黨支部又是怎樣在渝中和綦江成立的？近日，重慶日報記者對這段歷史進行了探尋。
2月25日下午，微雨，記者來到位于渝中區(qū)望龍門二府衙街70號的中共重慶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下稱中共重慶地委）舊址。
這座灰色外墻的小樓，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者、中共重慶地委首任書記楊闇公的舊居。目前，它因展陳升級，暫未對外開放。
95年前，中共重慶地委在此勇敢承擔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實現了黨對四川革命運動的統(tǒng)一領導，從而使重慶成為四川革命運動的中心。
重慶團地委整頓為黨組織建立打下基礎
“欲指導民眾，究竟從哪條路走的好？……刻已認定馬氏（指馬克思）為主。”
1924年上半年，楊闇公在日記中寫下了對未來的深刻思考。當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正在全國掀起，但在四川，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建立組織，革命星火尚未燎原。
“一般情況下，先建立黨組織，再建立團組織。但在重慶歷史上，是先建團、后建黨。”站在舊址一樓的展廳中，渝中區(qū)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向秋月介紹，1922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重慶地方團執(zhí)行委員會（下稱重慶團地委）正式成立，周欽岳任首任書記。此后，成都、瀘州、宜賓等地社會青年團組織紛紛建立。
革命之路并非一帆風順。重慶團組織成立后，由于缺乏大規(guī)模開展革命運動的群眾基礎和實際運動經驗，導致工作局面難以打開。
為有所突破，1924年9月1日，團中央委任蕭楚女為駐川特派員，負責整頓四川團組織。
在蕭楚女指導下，1925年1月，楊闇公當選為重慶團地委書記，童庸生當選為宣傳干事，羅世文則主要負責學生工作。從此，重慶團組織迅速成為活躍于革命斗爭中的主導力量，為四川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
歷史把重慶推向四川革命前臺
“……處此域中，惟有奮斗。此身不死，必見光明。”
1925年3月，楊闇公加入中國共產黨。正如他在日記中寫下的那樣，繼續(xù)為偉大信仰而奮斗。
此時，整頓后的重慶團地委正發(fā)揮出越來越大的政治作用。1925年上半年，重慶團地委發(fā)動了國民會議運動和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群眾斗爭。隨著革命形勢日益高漲，建立重慶地方黨組織已成為迫切需要。
記者在舊址展館中看到，1925年7月15日，楊闇公、童庸生致信團中央，其中就提到“成立C.P.（即黨的組織）”。史料記載，同年9月23日，他們再次致信團中央，要求建立黨組織，但未獲批準。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楊闇公、童庸生與會。會后，楊闇公、童庸生趕赴上海，專程向中共中央、團中央匯報在四川建立黨組織的重要性和準備情況。這一次，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中共重慶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
1926年1月24日，中共綦江支部成立，鄒進賢任支部書記。同月，中共重慶支部也在重慶中法學校成立，冉鈞任支部書記。
2月底，中共重慶地委正式成立，楊闇公為中共重慶地委書記，冉鈞負責組織，吳玉章負責宣傳。楊闇公、冉鈞、吳玉章當選為執(zhí)行委員，程秉淵、李嘉仲為候補委員。
向秋月介紹，中共重慶地委的辦公地，就設在楊闇公舊居。這里地處繁華鬧市，建筑屋頂相連，方便黨員們集會、轉移。
“歷史把重慶推向了四川革命的前臺。”向秋月介紹，中共重慶地委成立后，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統(tǒng)一領導四川黨的工作。
為什么歷史會選擇重慶？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認為，原因有三：
其一，重慶在四川開埠最早，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這里建起最初的工廠，產生了第一批產業(yè)工人，為黨的創(chuàng)建打下最初的階級基礎。
其二，中共重慶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成立后，發(fā)展黨員，積累了斗爭經驗。
其三，成都雖一度是四川革命運動的中心，但1924年后因政局變化，黨團活動遭到破壞，楊闇公等革命中堅人物離開成都來到重慶。加上四川共產主義運動先驅王右木犧牲，成都黨、團組織驟然失去優(yōu)秀的領導人，作為全省革命中心的地位日漸喪失。同時，經團中央特派員蕭楚女對重慶團地委的整頓，重慶成為了領導全川革命斗爭的核心力量。
“四川省現時是最好工作之地”
地處川東的中共重慶地委，為何能領導全川革命工作干出新氣象？
“要向民間去才有辦法。換句話說，就是要以民眾為后援，尤其是無產階級，不然談不上革命。”楊闇公的深刻見解，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答案。
“中共重慶地委成立后，干了許多大事。”向秋月說，第一件大事就是發(fā)展黨員、壯大和鞏固組織。
當時重慶地區(qū)有黨員19人，由團員轉為黨員22人，整個四川地區(qū)黨員約70人。僅半年后，1926年8月，全川黨員人數增至120人。1926年9月，中共中央評價“四川省現時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刻苦奮斗的精神，更為別省所不及者”。至1927年3月，全川已有400多名黨員。
1926年春至1927年冬，在中共重慶地委領導下，成都、內江、自流井、長壽等10個特支，榮昌、南川等18個支部及中共涪陵駐軍支部相繼建立。川渝地區(qū)革命斗爭有了堅強的領導力量和組織基礎。
隨著黨員們投身到群眾中去，四川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1926年4月1日，重慶各界婦女聯(lián)合會成立。4月8日，重慶學生聯(lián)合會成立，此后川渝地區(qū)有55個縣成立縣學聯(lián)，成為各地大革命運動的核心力量。
1926年底，在中共重慶地委職工運動委員會領導下，重慶市和成都市總工會相繼成立。重慶總工會喊出“以集中更大的戰(zhàn)斗力量，為貧苦工人的護符”的口號，鮮明地表達工人階級的真實意志。
1926年12月，中共重慶地委領導黨掌握的川軍部隊，發(fā)動了瀘順起義。這是中國共產黨力圖掌握武裝的一次勇敢嘗試，是牽制敵人配合北伐的重大軍事行動，同時也有力地推動了四川革命運動的發(fā)展，成為黨在大革命時期爭取改造舊軍隊的一個范例。
1927年春，川渝地區(qū)已有20多個縣建立農民協(xié)會，會員達到3萬多人。綦江、南川、涪陵等地農民抗捐、減租斗爭開展得轟轟烈烈，并建立了農民武裝，成為當時四川農民運動最為發(fā)達的地區(qū)。
然而，正當革命如火如荼之時，1927年3月31日，四川軍閥劉湘勾結蔣介石制造了“三·三一”慘案，武裝殘酷鎮(zhèn)壓重慶各界人民群眾在通遠門打槍壩舉行的反帝愛國集會，造成300多人死亡，重傷700至800人。4月1日，冉鈞遭槍殺。4月6日，楊闇公在經歷嚴刑拷打后，壯烈犧牲。自此，黨在重慶的活動完全轉入地下。
“革命先烈用鮮血澆灌了重慶這片紅色的土地。中共重慶地委的功績，將永留青史。”向秋月表示，中共重慶地委為重慶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紅色歷史和無比寶貴的精神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