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潤明
國共合作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對日抗戰(zhàn)最早的倡導者、積極的組織者、堅定的推動者和忠實的捍衛(wèi)者。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先后發(fā)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對日戰(zhàn)爭宣言》等文件，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陰謀，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zhàn)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的嚴正立場。
隨著日本對華侵略進一步加深和擴大，中日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與形勢的發(fā)展，開始調整斗爭策略，于1934年4月20日正式提出“盡最大可能團結一切反日的力量來建立真正廣大的民眾的反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在國內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影響下，國民黨方面也開始改變對內對外政策。1936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志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初步形成。
為解決國共兩黨聯(lián)合抗日的有關問題，中共中央在七七事變爆發(fā)前，即派遣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人赴西安、杭州、廬山等地，與國民黨方面就國共兩黨關系、紅軍改編以及陜甘寧邊區(qū)改制等問題進行談判。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fā)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發(fā)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國共產黨倡導和推動、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正式形成。
該年8月9日，周恩來偕朱德、葉劍英為出席“國防會議”抵達南京。其間，周恩來除參加國防最高會議、與國民黨當局繼續(xù)談判外，還積極籌劃在南京、蘭州、武漢設立中共代表團及八路軍辦事處，指示潘梓年、章漢夫、錢之光、許滌新等籌備出版《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
9月，八路軍南京辦事處成立，中共中央派葉劍英為駐京代表，李克農為辦事處處長。
八路軍南京辦事處是中國共產黨設在國統(tǒng)區(qū)的第一個公開機構，主要任務是加強國共兩黨的溝通與聯(lián)系，及時解決新改編的八路軍所需解決的問題。
會聚武漢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前后，中共中央雖然并不知曉國民黨中央遷都重慶的謀劃與決定，但已敏銳感覺到南京必不能守，武漢才是將來中國抗日救亡的中心。
毛澤東、張聞天于11月12日致電在南京的博古、潘漢年與劉曉（時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指示今后的救亡運動方針。內稱：“上海失去后，救亡運動中心將轉移至武漢。因此，黨的與非黨的干部亦應重新分配，一部分應去武漢，一部分去戰(zhàn)區(qū)，一部分環(huán)境較好的仍留下，工作方式應有必要的轉變?！?/span>
同一天，上海淪陷，江南告急，國民黨中央決定遷都重慶，并于11月20日明令發(fā)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辦公宣言》。于是，在南京的黨政軍機構紛紛向武漢、重慶遷移，中共組織與人員也準備撤退遷移。
11月20日，仍在南京堅持工作的葉劍英、李克農寫信給毛澤東、張聞天，報告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后南京發(fā)生的種種變化。信中稱：
在現(xiàn)在的情況底下，京中負責人員均已離京，我們留此已無意義，將于二十二三日由陸路經蕪湖轉赴武漢，小廖（廖承志）同行。錢之光等先頭人員業(yè)于19日前赴武漢，《新華日報》在京已無可能開辦，報館人員均先赴武漢，漢夫（章漢夫）、梓年（潘梓年）隨后亦到，到武漢后即繼續(xù)辦理合法手續(xù)，但估計他們（指國民黨當局）勢必采取拖延態(tài)度，故梓年、漢夫可先在武漢從事文化活動。
12月南京淪陷后，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成了戰(zhàn)時中國臨時首都。一時間，武漢機關林立，政要云集，名流薈萃。
中共中央順應形勢，一方面批準在南京的中共組織與人員遷移武漢，一方面不斷從延安派出中共高級干部赴武漢，推動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開展及發(fā)動群眾等工作。
該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從延安到達武漢，負責籌建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恢復武漢地區(qū)及湖北的中共黨組織，與國民黨當局商談解決湘、鄂、贛紅軍的改編等事宜。11月下旬，葉劍英、李克農等偕八路軍南京辦事處部分人員撤離南京，乘汽車經蕪湖，于12月初抵達武漢。12月18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王明、博古、鄧穎超等從延安抵達武漢。
經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中共代表的艱辛努力，中國共產黨在武漢的各項工作開展得風生水起，卓有成效：10月，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成立，李濤任處長；12月初，八路軍南京辦事處人員到達武漢，與武漢辦事處合并，改由錢之光任處長；12月11日，《群眾》周刊在武漢正式創(chuàng)刊，潘梓年為編輯兼發(fā)行人。
成立長江局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除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到武漢繼續(xù)和國民黨當局談判外，會議還根據(jù)張聞天關于“建立中央局于武漢，統(tǒng)轄南中國黨的工作”的提議，決定由周恩來、項英、博古、董必武等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不久，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的人員相繼抵達武漢。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武漢舉行第一次聯(lián)席會議。會議認為：一、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成員大致相同，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見，決定合為一個組織，對外稱中央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二、合并后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由項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組成。三、合并后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暫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以上三項皆需呈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四、合并后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及長江局，下設五個機構：秘書處，李克農任秘書長；參謀處，葉劍英任參謀長；民運部，董必武任部長；組織部，博古任部長；黨報委員會，王明任主席。
此次會議，標志著中共中央長江局的正式成立，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國統(tǒng)區(qū)領導中心的成立。
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次年1月6日，軍部遷南昌，其遺留事務改由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代辦。
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在漢口正式創(chuàng)刊。潘梓年為社長兼發(fā)行人，熊瑾玎為總經理，華崗為總編輯。
2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武漢成立，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
7月1日，國民參政會在武漢成立，中共方面有七人擔任參政員，即毛澤東、王明、博古、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除毛澤東請假外，其余六人參加了7月6日在漢口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
從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在近一年的時間里，武漢成了戰(zhàn)時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成了中國共產黨十年內戰(zhàn)后第一次在國統(tǒng)區(qū)大顯身手的重要時期。
轉戰(zhàn)重慶
1938年夏，武漢形勢日趨緊張，國民黨黨政軍各中央機關已經開始做再遷重慶的準備。與此相適應，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也在考慮撤退及今后工作的重點等問題。
事實上，早在國民政府初遷重慶之際，中共中央即預見到四川及重慶在對日抗戰(zhàn)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應對措施與意見。
193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舉行聯(lián)席會議。聽取了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關于前方戰(zhàn)況、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洛陽召開軍事會議情況以及中共四川省臨時工委書記羅世文關于四川黨組織工作情況的匯報，并就此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
1月21日，周恩來根據(jù)會議討論的結果，起草了中共中央長江局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提出了中共中央長江局對今后四川工作的意見：四川已成為抗戰(zhàn)最后根據(jù)地，成為聯(lián)結西南和西北的樞紐，而且很快會變?yōu)槿珖鼽h派各實力派爭奪的中心。加強四川地區(qū)黨的工作，使上層聯(lián)絡活動能盡力掩護和幫助黨的影響和組織之發(fā)展，這應成為目前四川工作的中心任務。建議中共中央派得力的及川籍的干部赴川主持黨的工作，同時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黨校、陜北公學中選一批川籍學生回川工作；在重慶設新華日報分社并籌備印刷廠，準備必要時西遷。努力發(fā)展軍事工作，尋找川北、川南、川西留下的紅軍游擊隊和干部并謀其發(fā)展，派人及游擊隊員投考軍分?；騾⒓觿⑾娴慕虒ш?；運用上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推動爭取地方實力派的工作，加緊擴大中共和紅軍的政治影響。
1月2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復電同意。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為加強西南大后方的工作，同時也為中共中央長江局及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等機關西遷重慶做準備，同年2月，八路軍重慶聯(lián)絡通訊處在重慶市區(qū)機房街70號成立，周怡為主任，兼任《新華日報》重慶分館籌備負責人。
武漢告急后，8月4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致電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稱：“日軍已越過黃梅，武漢更危急。外交、內政情況在此醞釀新的形勢。我們的機關干部及同志已開始有計劃地分批逐漸撤退西安、寶慶、竹溝、鄂豫皖區(qū)、重慶等。各地領導同志及必要工作人員準備在迫不得已時再撤退。項英同志今日到漢，你們對目前及今后工作有何指示，盼速復?！?月29日，王明、周恩來、博古等離開武漢，返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
9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在武漢的凱豐、董必武、葉劍英，就武漢失守前我黨的工作方針進行部署。電文如下：
甲、武漢緊急，你們應依下列方針布置：
（子）組織方面，即依長江局原定之中原局、東南局、南方局、重慶黨報委員會及中共代表團五個方向布置。
（丑）機關設置：中原局原準備設立在雪楓（彭雪楓）處；東南局仍與新四軍在一起；南方
局暫與中共代表團及辦事處一起，準備入湘； 黨報委員會即與重慶通訊處一起。
（寅）布置：在西安的人員準備入川；武漢人員仍以一部到中原，一部入湘，小部留漢隨周、葉行動。
（卯）人事：必武即行入川，凱豐在恩來到后入川，劍英、克農、文杰（黃文杰）暫留漢。
（辰）湖北省委仍如前，其中大部到畏三（鄭位三）處，以適當?shù)娜朔值揭瞬?、襄樊主持，僅留極少數(shù)幾個人在漢主持，隨辦事處行動。
乙、周、項即去漢，博隨周行，王明留待擴大會畢飛渝。
遵照指示，駐武漢的中共組織與人員開始撤離，向重慶、湖南等地轉移，并最終向重慶會集：10月初，董必武率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及新華日報社的部分先遣人員赴重慶，與延安派赴重慶的部分人員，共同籌建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及《新華日報》重慶分館。10月21日，博古、鄧穎超等為參加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乘機抵達重慶，王明、吳玉章、林伯渠等也先后來渝。同一天，廣州失守，武漢各機關團體緊急疏散撤退，但周恩來、葉劍英等卻堅持戰(zhàn)斗到最后一刻。
據(jù)《周恩來傳》記述：
二十四日晚上，局勢已經十分緊迫了。周恩來來到漢口《新華日報》社，為《新華日報》漢口版口授最后一篇社論，社論鄭重宣布：我們只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武漢終究要回到中國人民手中。這篇社論排出來后，周恩來又親自看了一遍。二十五日凌晨一時，當報紙正在開印時，接到電話說：日軍已經迫近市郊。周恩來命令報社其他人員撤退，由留下的工人將最后一天報紙堅持印出了一部分，張貼散發(fā)。周恩來自己在安排報社最后一批人員撤退并檢查了政治部對敵宣傳科的工作后，才同葉劍英撤離武漢。
關于中共駐武漢各機關、人員的遷移撤退情形，周恩來分別于10月22日、10月28日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他在10月22日的電文中寫道：
一、據(jù)香港電，廣州于昨晨九時失守，粵軍抵抗力極脆弱，引起香港及各方輿論之責備。退卻時秩序，恐較南京尤甚。
二、武漢準備放棄，撤退秩序尚好。蔣（蔣介石）尚在漢，各部長已開始分批走。
三、《新華》《掃蕩》等日報尚照常出版，政治部已印制各種宣傳品作放棄武漢時用。
四、克農率辦事處人員于今午離漢。我同原有電臺留此。如直通緊要事，請通電。
10月28日，周恩來抵達長沙，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將自己撤退的情形作了匯報。內稱：
甲、蔣二十四日晚離漢飛衡，當晚各機關留漢人員全部撤退出……二十五日晚，敵逼進漢口，郭懺（時任武漢警備司令）退漢陽，二十六日敵入漢口……
乙、我辦事處尚有葉參謀長、錢之光、李濤等?？宿r、林秘書長率邊章五、夏之栩、潘梓年、王炳南等100余人，二十二日下午乘船行，二十三日在嘉魚附近，船被敵機炸焚，死難者40余人，詳情尚不明，聞李、邊、夏等未死。最后周率吳奚如、邱文禧帶電臺及政治部、新號《掃蕩》《中央》兩報偕國際宣傳處等于二十五日三時離漢，沿漢宜公路經沙洋、沙市、常德，二十七日晚安抵長沙。
12月3日，周恩來、葉劍英等經衡陽到桂林，并于12月中旬抵達重慶，從而完成了中共代表團自南京經武漢到重慶的遷移過程。
1939年1月，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正式成立，原聯(lián)絡通訊處即行撤銷。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同時兼新四軍重慶辦事處。
是月，負責領導整個南方各省及香港、澳門以及海外各地中國共產黨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成為中國共產黨除延安之外、繼武漢之后引領國統(tǒng)區(qū)人民“堅持抗戰(zhàn)，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又一盞明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