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耀健
1949年11月，時任二野三兵團司令員的陳錫聯(lián)參加了解放重慶的戰(zhàn)斗。進城后，按常德會議預定，陳錫聯(lián)任市委第一書記兼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分工軍管；張霖之任市委書記兼軍管會副主任，分管黨務和群團。1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陳錫聯(lián)為重慶市市長。1950年10月，他奉調北京擔任炮兵司令員，離開重慶。
陳錫聯(lián)在山城工作的時間不長，卻處于新舊政權交替的特殊時期，處在風口浪尖。他以共產黨人特別能戰(zhàn)斗的精神，為接管重慶做了大量工作。
藏漢情誼傳佳話
1949年12月上旬的一天，軍管會的值班參謀從接待室打來電話，請示主持日常工作的陳錫聯(lián)：“司令員，有位自稱‘班禪駐南京辦事處’主任的人，要找軍管會負責人當面交談，你見不見？”
陳錫聯(lián)馬上意識到，這是個重要事情，必須應對。他回答：“請他進來?！?/span>
來者名叫孫格巴頓，身著漢族服裝，會講流利漢語，是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派駐南京的辦事處主任。1949年4月，南京解放在即，國民黨當局極力拉攏、誘騙班禪堪布會議廳（后藏地方政府）的主要成員，企圖把班禪和堪廳遷往臺灣。那時班禪年僅11歲，作為堪廳主要成員的詹東·計晉美毅然作出決定：“不去臺灣，審時度勢，視情而行?！?/span>
孫格巴頓跟隨辦事處從南京遷到廣州，10月又從廣州遷到重慶。由于重慶電報局被軍管，他收不到堪布會議廳的指示電報，但憑直覺認為應該與解放軍聯(lián)系。待市面安定下來，他就打聽到軍管會的駐地枇杷山，前來聯(lián)系。
陳錫聯(lián)作了自我介紹，請客人坐下，并叫勤務員上茶水。
孫格巴頓先不落座，而是打開自己的手提包，從中取出一條潔白的哈達，恭恭敬敬地獻給陳錫聯(lián)說：“祝陳司令員吉祥。”
落座之后，孫格巴頓急切地講述了后藏地方政府的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日，避居在青海牧區(qū)香日德寺的堪布會議廳歡欣鼓舞，以十世班禪的名義，分別給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fā)出致敬電。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員復電，希望班禪“和全西藏愛國人士一致努力，為西藏的解放和漢藏人民的團結而奮斗”。在黨中央、中共西北局和青海省政府的關懷下，班禪和堪布會議廳已經從香日德遷到青海西寧的塔爾寺。
孫格巴頓說：“班禪大師擁護人民政府，我當然也擁護人民政府。我愿意為新中國效力，今后有什么事要我辦的，我隨時聽從司令員的命令。”
陳錫聯(lián)贊揚了孫格巴頓的愛國情懷，向他簡介了目前形勢，希望他為西藏的和平解放貢獻力量。陳錫聯(lián)請孫格巴頓留在重慶，表示向上級請示后，對他作出一定政治安排。孫格巴頓要求準許他與青海互發(fā)電報，陳錫聯(lián)同意。孫格巴頓滿意而去。
陳錫聯(lián)隨后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提議，將孫格巴頓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駐重慶聯(lián)絡班禪政府。
1950年1月初，正在莫斯科磋商《中蘇友好條約》的毛澤東，改變了原定由一野彭德懷部從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的計劃，提出改由二野部隊擔負此任務。鄧小平與劉伯承、賀龍研究后，決定派第18軍進軍西藏。
1月15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在曾家?guī)r西南局駐地，向進藏部隊師級以上干部傳達中央精神，部署有關事宜。鄧小平在會上指出，解決西藏問題主要靠政治，要掌握的原則是民族自治，政教分離，要同時團結達賴、班禪兩派。
1951年春，西藏當局響應中央人民政府的號召，派出和談代表團取道重慶前往北京。那時，有關部門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不甚了解，認為只要把伙食標準提高，提前為客人預訂好車船票就行了。鄧小平指示，事關祖國統(tǒng)一，高度重視。接待只能搞好，不能搞壞。
此時陳錫聯(lián)雖調離重慶，孫格巴頓卻派上了大用場。他被請到西南軍政委員會交際處，向接待干部提供了不少西藏風俗方面的規(guī)矩。交際處一一作了筆記，并按要求去做。
西藏代表團在渝期間，西南軍政委員會組織他們參觀重慶的紗廠、毛紡織廠。在參觀中，都由孫格巴頓擔任翻譯。西南貿易部負責人對西藏客人說，重慶的紡織工業(yè)十分發(fā)達，如果今后西藏能供應羊毛，這里愿意全部收購。
適逢西南土特產展覽開幕，西藏客人應邀觀展，所到之處均受到熱情接待。由于孫格巴頓的翻譯，交流無困難。西藏代表團的土登列門、登增頓珠兩位代表高興地說，人民政府有誠意開發(fā)西康、西藏的資源，藏族同胞就有希望過上幸福日子。
打好金融之戰(zhàn)
在接管重慶舊政權的諸項工作中，整頓接管金融難度很大。金融混亂，難言安定。陳錫聯(lián)為此殫精竭慮。
當時，國民黨給重慶留下一個爛攤子，金融市場尤其突出。國民黨政府先后發(fā)行過法幣、金圓券、銀圓券，時常更換、貶值、廢止，到解放前夕，民眾大多拒絕使用貨幣，主要用銀圓交易。而就銀圓來說，種類繁多，有前清的龍洋、墨西哥鷹洋、英國站人洋、袁大頭、川版漢字大洋、云南銀圓、孫大頭、吉林大圓、渝版銀圓、各色雜版。銀輔幣有川龍、漢字、袁大頭、云南龍紋、唐頭、渝版、雜版，面額均為半元。一角二角的銀輔幣，有龍紋、漢字、袁大頭、雜版等。這些大小銀幣真假難辨，使用時不得不采用敲擊、牙咬、稱重量來鑒別，很傷腦筋。此時，銀圓販子趁各商家、廠家拒收銀圓券，照舊在較場口一帶炒賣銀圓，搞得人心惶惶，市民叫苦連天。
當務之急，是要使人民幣成為唯一合法貨幣，以此計價、交易。
陳錫聯(lián)不熟悉金融方面的情況，他每天請軍管會公安部長劉明輝、軍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主任任白戈到他辦公室碰頭議事，聽取匯報，掌握動向，研究對策。任白戈是四川人，他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歷來如此。長痛不如短痛，建議抓緊時機，一鼓作氣推行人民幣。劉明輝表示贊同。
1949年12月10日，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fā)布《軍（金字第一號）布告》：一、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二、禁止黃金、外幣計價流通；三、銀圓券作廢。
為穩(wěn)定市場，限價按一塊銀圓作價6000元人民幣（舊幣）流通。對于留在民眾手里的銀圓券，因涉及千家萬戶，人民銀行決定按100銀圓券作價1元人民幣收兌。
沒料到這樣一來，重慶市面掀起擠兌潮。從早到晚，持有銀圓、銀圓券的市民將人民銀行的幾處營業(yè)部圍得水泄不通?，F(xiàn)鈔告急的電話，不停打到新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分行。情況緊急，陳錫聯(lián)不得不驚動鄧小平，從武漢空運人民幣到重慶救急。
在最緊張的幾天里，陳錫聯(lián)就睡在辦公室。夜里，他常常被電話鈴聲驚醒。他對劉明輝、任白戈說：“我打過好多場硬仗，沒見過這樣棘手的事情。對象不是反動派，而是這個鬼銀圓券。”
僅僅五天時間，重慶就收兌銀圓券1000多萬元，兌付人民幣10億元（舊幣）。市民手中有了現(xiàn)金，廠家、商家接受人民幣，人心逐漸穩(wěn)定。
但這事并未完結，大量的銀圓還在市場上流通，而且數額巨大。銀圓和人民幣同時流通，弊病不少。不少市民認為還是硬通貨關火，甚至用人民幣去購買銀圓。這又是怎么一回事？
一天，負責閱讀查抄國民黨政府財政部文件的干部，送來一份報告，令陳錫聯(lián)大吃一驚。原來，1949年7月中旬蔣介石訪問菲律賓，與季里諾總統(tǒng)達成協(xié)議，以黃金交換銀圓70萬枚，第一批42萬枚陸續(xù)空運廣州、重慶。7月底，國民黨中央銀行又撥付白銀65萬兩，委托第20兵工廠代鑄銀圓，至10月底，已交付86萬枚銀圓。10月廣州解放前夕，國民黨軍政人員攜帶大量銀圓撤退到重慶。11月28日，第二批28萬枚菲律賓銀圓運抵重慶。11月29日，國民黨軍調集所有空軍運輸機，運走銀圓100萬枚、黃金10萬余兩。
銀圓總數為156萬枚，運往臺灣100萬枚，照此估算，即便有不少銀圓分散各地，至少還有數以10萬計的銀圓流落重慶民間。同時，因向市面出售以及向國民黨軍政人員發(fā)放遣散費，7月以來，國民黨中央銀行在重慶共拋出黃金182671兩。
這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即便將西南區(qū)所有銀行的人民幣都集中到重慶，也難以兌付。
陳錫聯(lián)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說：“不要慌，先穩(wěn)到起再說，來日方長?！?/span>
怎么穩(wěn)？陳錫聯(lián)緊急召集劉明輝、任白戈以及軍管會金融部正、副部長鄧辰西、張茂甫等人開會，想辦法，出主意。
大家分析，持有黃金、銀圓的各階層人士出于保值的心理，短期內不會拿出來兌換人民幣。但是要出臺政策，讓民眾吃一顆定心丸。
這個短會催生了重慶市軍管會1950年1月12日頒發(fā)的公告《西南區(qū)金銀管理暫時辦法》，禁止金銀和外幣流通和買賣。銀圓可以持有，但暫不收兌。人民銀行將按固定牌價收購黃金，中國銀行收購外幣。
同時還有一張王牌：1949年12月1日，重慶市軍管會派軍代表曹子文、秘書劉震，接管了國民黨中央印制廠監(jiān)理委員會重慶辦事處，這是當時唯一的印鈔廠。所有人員暫時全部留任，交接手續(xù)也是自交自接。人民銀行西南區(qū)負責人曹菊人，親自前來詢問印鈔廠情況及能否開工印制。原印鈔廠負責人朱懋褆答復，機器完好，設備齊全，可以印制，就是缺乏印鈔紙張和生產資金。印鈔紙張由上海生產，等了一個多月才運來。人民銀行劃撥生產資金，并送來200元面額人民幣底版，交重慶印鈔廠印制。就地印制人民幣，有備無患。
貨幣充裕，擠兌風波很快平息下來。
軍管會金融部按部就班，先后接管了原國民黨四大銀行、合作金庫、保險公司、四川省銀行、外地駐渝的省市地方銀行辦事處以及重慶市銀行、大川銀行等18個單位。共接收留用員工2433人、黃金5517兩、白銀77793兩、美鈔7300元、房產305幢、地皮10塊、大小機動車64輛。
鄧小平表揚了重慶市軍管會卓有成效的工作。
恢復生產生活秩序
重慶是西南最大的工商業(yè)城市，解放初期，西南地區(qū)的主要工廠都集中在此，擔負著保障西南地區(qū)商品、日用品供應的重任。重慶大小工廠很多，要盡快恢復和發(fā)展生產，首先要做好資方和工人的工作，妥善解決勞資關系。
屬于官僚資產階級的80多家企業(yè)，全部無條件接收，改造為國營企業(yè)，撥資金、撥材料、下達生產任務、產品包銷?？墒?，其他數百家中小私營企業(yè)怎么辦？這些工廠都面臨著恢復生產、需要原材料、資金短缺等許多實際困難。這方面的工作政策性很強，勞資雙方都要協(xié)調，還有個國家利益問題。因而，這項工作花費的時間最多。
受戰(zhàn)亂影響，各工廠停產已久，資方希望盡快復工。然而解放后，工人階級的地位發(fā)生了變化，由被壓迫者變?yōu)橹魅宋?，廣大工人強烈要求合理解決報酬。他們推翻了國民黨時代的舊工會組織，在新的總工會尚未建立前，自發(fā)成立各種工會團體，與資方談判，堅持提高工資待遇才復工。有的人提出的工資標準很高，并說這樣才能充分體現(xiàn)工人階級的地位和利益。資方難以承受，形成僵局，遲遲不開工。
恢復生產主要由市委書記張霖之和副市長曹荻秋負責，建立工會由李震負責。調查研究的材料準備得差不多了，大家請陳錫聯(lián)定奪。
陳錫聯(lián)說：“關于城市接管工作，鄧小平政委去年11月給五兵團楊勇、蘇振華、徐運北同志發(fā)電報，并報送黨中央。黨中央認為這份電報很好，隨后轉發(fā)各中央局。我覺得，這份名為《貴州新區(qū)工作的策略》的文件，是我們接管工作的指南。”
說著，陳錫聯(lián)拿出這份文件：“今天讓我們重溫一下這篇文章?！彼o大家讀了其中兩段：
我們最近與川東各負責同志研究重慶市及川東工作時，認為市的和縣的各界代表會議以早開為好。我們一進入城市就有許多困難問題擺在面前，如貨幣問題、物價問題、工資問題等等，在鄉(xiāng)村首先就有很大的借糧問題和貨幣問題、治安問題等等。迅速召開代表會議來解決這些問題，不但比在黨內解決好，而且也比座談會的方式好。請你們也研究這個問題，并提出你們的意見。
你們對舊員工規(guī)定先發(fā)短期的維持費是好的，其具體數目應在到達后，與舊員工共同討論決定，不要簡單地由我們黨內去決定，這點很重要。此外，你們規(guī)定“工人生活維持費一般不低于舊職員，對公教人員待遇按高于舊職員低于職工的標準發(fā)生活費”是不妥當的。你們不宜人為地規(guī)定工人待遇比舊職員高，尤不可在目前條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為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帶有危險性的辦法。工資問題極其復雜，務必慎重處理，我們將湖南省委最近在長沙的經驗發(fā)給你們，望好好研究。對重慶，在開始短期內，我們擬按工人職員的原有底薪，分三級發(fā)生活維持費。每級數目到后才能決定，你們亦可考慮這個辦法，但每級數目的規(guī)定必須報告中央局批準才能施行。
放下文件，陳錫聯(lián)說：“鄧政委已經講清楚了，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要提上議事日程，盡快召開。對資方，要明確教育他們，不能再像舊社會那樣剝削工人，必須適當提高工資待遇。而對于工人、職員的自行提出的較高工資要求，按原有底薪協(xié)商解決。請李震同志抓緊建立工會，搞好工人思想教育，提高階級覺悟，煥發(fā)勞動熱情，在恢復生產中充分發(fā)揮主人翁的作用?！贝蠹艺沾朔诸^行事。
沉睡的重慶復蘇了。在大渡口鋼鐵廠，工人埋首奮戰(zhàn)，高爐內焰火熊熊。在天府煤礦，煤車滾滾而出，滿載著希望飛出了十里窯洞。市面如何呢？
私營工商業(yè)者何遠芳在口述史料中說：“和平路變得熱鬧多了，沿路多了一些鋪面，像和平路餐廳、商店、藥房、郵局，還有裁縫鋪。和平路餐廳早上賣油條、油餅、包子、饅頭、花卷、豆?jié){，中午和晚上賣炒菜、米飯?！拧苍诤推铰?，這家的小面最出名。”
1950年1月23日，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隆重召開。陳錫聯(lián)代表軍管會，在會上豪邁地宣布：“從總的方面說，現(xiàn)在我們的接收工作已經結束，開始轉入正常的管理階段了?！?/span>
（來源：《紅巖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