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下旬 21軍偵緝組由叛徒郝蜀筠帶隊到萬縣。先后抓捕了原共產(chǎn)軍第二路軍政委李叔昭、第一路軍政委嚴振（嚴覺生）及廖時敏，李、嚴、廖叛變投敵。隨后，李叔昭便帶領(lǐng)偵緝組在萬縣街頭逮捕了下川東特委軍委書記陳靜思。而軍委成員吳季俠卻主動自首投敵，且詳細供出下川東特委組織和領(lǐng)導(dǎo)人員情況，招致萬縣縣委書記李忠義被捕叛變，縣委委員趙鶴仙、朱友仁、葉乃平和熊曼兮先后被捕，萬縣縣委被破壞。陳靜思被捕后，受盡酷刑，寧死不屈，于1月28日英勇就義，年僅22歲。2月8日，中共下川東特委書記蘇幼農(nóng)被捕，卻在押去重慶的上船途中又乘隙逃跑。特委委員余治平、秘書長黃曼谷、交通王牛兒轉(zhuǎn)移，下川東特委遭破壞。受此影響，涪陵、墊江等縣黨組織逐漸撤離隱蔽，甚至停止活動。至4月，偵緝組共逮捕下川東共產(chǎn)黨員、共青團員共12起，逮捕將近百人，其中46名共產(chǎn)黨“要犯”被押往重慶劉湘軍部判處。至此，下川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的工作一度中斷。
2月 中共四川省委建立忠（縣）豐（都）石（柱）中心縣委，領(lǐng)導(dǎo)三縣黨組織，由陳平允（陳福源、陳江）任書記。1932年以后由俞清、周康明先后負責(zé)，1933年冬撤銷。
3月13日 重慶寮葉巷二號中共四川省委秘書處被破壞，省委巡視員饒耿之和總交通許仁智被捕犧牲。在此之前的1月14日，江北特支被破壞，書記和組織委員被捕，特支秘書曹雪樵（曹荻秋）逃脫。
4月16日 中共梁山中心縣委成立，書記曾萊（秋林、蘭瑞卿、曾永忠）。中心縣委依靠原三路紅軍游擊隊骨干，重新組織武裝，建立虎南大赤區(qū)。1932年7月，中心縣委被破壞。
4月 鑒于重慶白色恐怖程度有增無減，環(huán)境極為惡劣，中共四川省委決定遷往成都，在重慶建立川東特委，下轄重慶等40余縣市。川東特委書記文強（同年6月被捕，旋即被營救脫險，出川后投入國民黨陣營）。組織部長楊仁杰（文強被捕后代理特委書記），宣傳部長徐永弟，秘書長鄭佑之。重慶市委由川東特委領(lǐng)導(dǎo)，書記馬如龍，組織部長劉玉書（后由陳必新接任），宣傳部長肖成久（后由鐘丘接任），秘書長鐘丘。重慶市委成立后，積極清理被破壞的黨團組織，并以工廠為重點，在繅絲、軍工、印刷等行業(yè)工廠中發(fā)展黨團員，建立黨團組織。
5月28日 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開常委會，討論“國際路線”和六屆四中全會決議，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影響，會議認為全川革命運動“必須迅速地繼續(xù)地高漲”，黨在四川的中心任務(wù)和策略路線是發(fā)展農(nóng)民運動和農(nóng)民武裝斗爭；加緊兵士運動，造成兵變的前提，尤其是川東黨組織“目前最嚴重的任務(wù)”；加緊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加強反對改組派、第三黨、國家主義派和取消派的運動等。同年10月，省委根據(jù)中央7月來信，把開展兩條路線斗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作為全川黨的刻不容緩的任務(wù)，并以此推動四川工作的轉(zhuǎn)變，以致全川黨的工作受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嚴重影響。
8月 中共川東特委和重慶市委撤銷，成立江巴中心縣委。中心縣委轄重慶市及巴縣、江北、江津、榮昌、隆昌、大足、銅梁、璧山、合川9縣。中心縣委書記馬如龍，組織部長楊仁杰，宣傳部長徐永弟，軍支書記李家俊，秘書長鄭佑之，委員兼江津縣委書記陳必新（陳震）。中心縣委從成立到次年1月，領(lǐng)導(dǎo)成員楊仁杰、李家俊、鄭佑之、徐永弟，以及接任軍支書記的李惠康（李劍釗）等相繼被捕，壯烈犧牲。
9月18日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沈陽，發(fā)生九一八事變。重慶人民聞訊奮起開展反日愛國斗爭，先后成立了四川各界民眾反日救國會、四川各界民眾抗日救國大會等組織，連續(xù)舉行集會示威，抗議日本侵略罪行。28日，全市實行絕食罷市，下旗舉哀，冒雨在夫子池集會，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對日宣戰(zhàn)，對日經(jīng)濟絕交，要求四川軍隊出川抗戰(zhàn)。江津、涪陵、豐都等縣學(xué)生也相繼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揭露日本侵占沈陽等地的罪行。11月，在中共川東特委發(fā)動下重慶各界開展了“援馬運動”（援助馬占山抗日）。同時，各團體致電慰問、獻金支援東北抗日將士，近5000人報名參加抗日義勇軍，抗日救國的斗爭不斷高漲。但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影響，四川省委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主要是為了加緊進攻蘇聯(lián)，鎮(zhèn)壓中國革命，轉(zhuǎn)移朝鮮的反日視線；把群眾自發(fā)的抗日運動看作是國民黨的欺騙行為，規(guī)定各級黨組織不得參加非黨發(fā)動的抗日活動，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少數(shù)人的范圍內(nèi)，從而嚴重影響了黨組織在抗日救國的群眾運動中發(fā)揮作用。
9月24日 鑒于，南岸王家沱日本租界租期已滿（光緒二十七年，即1901年8月11日，日本駐渝領(lǐng)事與川東道訂立《重慶日本商民專界約書》，使日本取得在南岸王家沱建立租界特權(quán)，租借期30年）。重慶人民舉行集會游行示威，并向市政當(dāng)局請愿，強烈要求如期收回日租界。自1928年底以來，黨影響下的反帝大同盟、反日大會等組織曾多次提出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要求。此外，各界群眾還先后組成重慶國民廢除不平等條約促進會、收回王家沱日租界民眾督促會、四川各界民眾反日救國大會自動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特組委員會，以及重慶、江北、巴縣的自治促進會，掀起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群眾運動，反日怒潮高漲。經(jīng)過兩年多的斗爭，終于迫使日本駐渝的領(lǐng)事、僑民和軍艦于10月22日撤離了重慶。24日，市政當(dāng)局派軍警接管了王家沱日租界，斗爭取得勝利。但次年，日本又以看守財產(chǎn)為名，經(jīng)國民黨政府同意，派日本僑民再次回住原王家沱租界。直至抗戰(zhàn)開始后，又才由重慶市政府接管租界財產(chǎn)，日領(lǐng)事下旗回國。
12月4日 軍閥王陵基召集川東、鄂西9縣縣長會議，專門討論“剿共”綏靖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