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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俞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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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月，毛澤東在由武漢乘船前往南京的路上，大膽提出在三峽卡住長江，修建大型水利樞紐的思路。這一重要思路，直接促成了國家對三峽水利工程長達40年大規(guī)?？尚行哉撟C工作的上馬。論證過程中，在150米（正常蓄水位）方案正式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之前重慶提出了180米方案，直接促成了國務院對三峽工程的重新科學論證，對最終的175米方案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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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提出180米方案的歷史背景——150米方案引發(fā)的“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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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所在的西南地區(qū)，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不僅具有自身經(jīng)濟發(fā)展的豐富的物質(zhì)基礎，而且是支援全國經(jīng)濟建設的重要基地。無論是從區(qū)域經(jīng)濟，還是從全國范圍來講，開發(fā)大西南都具有重大的戰(zhàn)略意義，而交通運輸是開發(fā)大西南的重要條件。重慶作為西南工商業(yè)重鎮(zhèn)，長江上游的經(jīng)濟中心，是西南最大的水陸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是我國經(jīng)濟發(fā)達的沿海地區(qū)和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qū)的連接點。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對重慶的影響，不僅是重慶的問題，而且還是帶有全局性的問題。因此，對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的選擇，應充分論證，慎重對待。???????? ??????????????????????????????????????????????????????????????????????????????????????????????????????????????????????????????????????
新中國成立后，于1950年2月成立了長江水利委員會，1956年以長江水利委員會為基礎成立了長江流域規(guī)劃辦公室（簡稱長辦）。長辦對三峽水利樞紐正常蓄水位進行了反復研究。200米和190米方案綜合利用效益巨大，經(jīng)濟上合理，技術上可行，唯淹沒損失大，移民總數(shù)多，限于當時國力，實施起來有一定困難。150米、160米方案淹沒移民雖然較少，但綜合效益低，也難于解決川江航運問題。1983年初，長辦向國務院提交了《三峽水利樞紐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報告》。1984年1月，長辦又向中央上報了《長江三峽水利樞紐正常蓄水位180米方案研究報告》。1984年初，重慶收到了國務院關于三峽工程按150米方案進行前期準備的文件。3月，國務院總理在視察重慶時也談到三峽工程已初步確定為150米方案。在此之前，重慶既沒有參加過有關三峽工程的論證會或其他任何會議，也沒有看到過任何有關的文件或資料，因此對三峽工程的情況一無所知?？吹絿鴦赵旱奈募?，聽到總理的談話后，才知道黨中央和國務院已經(jīng)確定了150米方案。1984年4月，國務院《關于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批復》原則批準了這一方案。由于這個方案直接關系到重慶的未來，且問題已迫在眉睫，所以重慶市委立即組織有關部門成立了專門班子，調(diào)查研究150米方案對重慶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50米方案將給重慶政治、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造成極為嚴重的不利影響。而1984年1月長辦向中央上報的180米方案其投資、淹沒、移民比150米方案雖然有一定增加，但綜合效益大，又能基本解決川江航運問題，是一個適中的方案。為了搶在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150米方案之前，重慶倉促向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了180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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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提出180米方案的依據(jù)——與150米方案利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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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泥沙淤積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的問題，因水庫回水末端泥沙淤積和上延而造成的礙航問題更是十分普遍而嚴重的現(xiàn)象。這個問題，是一個難度很大的世界性科研課題，一般建壩都是把回水變動段置于主要通航河段以上。因此在我國的長江主航道建壩，回水末端放在什么位置顯得尤其重要。
三峽大壩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恰恰放在重慶以下的洛磧與忠縣之間長約180公里的河段，這個位置于重慶十分不利。這樣，實際上把作為西南水陸交通樞紐的重慶港置于庫區(qū)之外，使重慶以下較長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萬噸級船隊（4×3000噸）難以直達重慶。在回水變動段內(nèi)還可能因泥沙淤積出淺礙航，造成新的“卡口”，使川江航道有可能更加惡化。理由是：
第一，回水變動段地形不利。洛磧到忠縣回水變動段屬淺灘多淤河道，解放前該段河道灘險和礙航礁石200多處，最小航深2.1米。解放后經(jīng)過整治有了好轉，航深由2.1米提高到2.9米，可常年通航1000—1500噸駁船組成的船隊，年通過能力下水位2000萬噸，上水位1400萬噸。但到上世紀80年代該河段的特征仍然是：河勢平緩，河床寬闊，航道彎曲，淺灘密布。淺灘河段共有19處，川江著名的淺灘上洛磧、下洛磧、王家灘、忠州三灣的倒脫靴、濫泥灣、折桅子均在此段。平均縱坡降0.19‰，表面流速1-3米/秒，洪水期江面寬度一般在800米以上，大部分為卵石河床，邊灘和江心洲較多，這種河床條件更易于泥沙淤積。在天然狀況下，該河段“漲淤落沖”基本平衡。據(jù)長航川江航道區(qū)多年觀測資料，汛期進入該河段的泥沙，在淺灘河段，卵石淤厚為0.3-1.0米，在寬灘河段，局部地區(qū)泥沙淤厚達10-30米。因汛后水流歸槽的沖沙作用，在枯水期仍能維持2.9米的最小航深。但是，建庫后，回水抬高，流速減慢，改變了原來的水沙條件；同時，150米方案的水庫調(diào)度曲線表明，該河段的沖沙期正是水庫的蓄水期，汛期淤積的泥沙再也無法沖走，逐年積累，淤積必然日趨嚴重。
第二，進入回水變動段的泥沙絕對量很大。長江（宜昌站）多年平均輸沙量為5.2億噸，居世界第四。重慶港位于長江、嘉陵江的匯合處，嘉陵江多年平均輸沙量為1.67億噸，居長江水系之首。因上游水土流失加劇，含沙量有增加的趨勢。加上重慶以上長江干流年輸沙量為3.26億噸，每年即有4.9億噸以上的泥沙進入回水變動段。這樣多的泥沙受回水頂托，淤積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人工的辦法清淤，當時還提不出可靠的措施與辦法。根據(jù)長辦資料，三峽進庫泥沙中，底沙約占1%，為500萬噸左右，其中大于10毫米的卵石為70噸，由于底沙對流速反應十分敏感，進庫后，流速減緩，首先在庫尾淤積，同時在進庫泥沙中，小于0.1毫米的細沙含量高達80%以上，這些細沙在建庫前是不參與造床作用的，建庫后就參與造床作用了。據(jù)長辦早期資料，其中大半將在庫尾三角洲的頂部及前坡淤積，使庫尾三角洲迅速加高，并向壩前推進，使回水變動段易于出淺。
第三，類似三峽的四川龔嘴水庫、湖北黃龍灘水庫的運行情況，證實三峽水庫回水變動段泥沙淤積、上延及礙航問題是十分可能的。大渡河上龔嘴水庫，平均含沙量0.7公斤/立方米，比三峽1.17公斤/立方米還小，水庫長30多公里，河流坡降比長江大（也是峽谷區(qū)）。從1972年蓄水發(fā)電到1980年，庫容從3.45億立方米減為1.8億立方米，淤積了44%，每年入庫泥沙70%—80%落淤在庫內(nèi)；在回水變動段，每年增加淤積量12—60萬立方米，平均淤厚0.2米，并出現(xiàn)明顯的庫尾三角洲，這個三角洲的洲面和回水末端的水位不斷抬高，起淤點不斷向上游延伸，僅1979年就比1974年抬高了1.57米。湖北堵河黃龍灘水庫，情況與龔嘴水庫相似，從1974年到1980年，入庫泥沙淤積率達92%；水庫長93公里，在回水變動區(qū)淤積量占入庫泥沙的48%。1980年發(fā)生百年一遇大洪水，水庫大泄，當時仍有86%的泥沙淤在庫內(nèi)。由于庫尾淤積，枯水期小木船也難航行。
第四，當時電算（數(shù)學模型）難于準確預測回水變動段泥沙分布與航深。長辦電算資料表明，即使樂觀估計，150米方案20年淤后，平沙壩最小水深為2.8米，白河壁為2.7米，也要出淺礙航。而長壽到重慶仍為天然河道，枯水季僅能維持現(xiàn)有的2.9米最小航深，遠不能滿足萬噸級船隊所需最小航深3.5—4.0米的要求。而且一維電算難以反映三維泥沙淤積的實際情況，更無法預測航深。長辦1978年提出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壩址選擇補充設計階段正常高水位選擇補充報告》中也認為，目前國內(nèi)外泥沙研究水平難于確切估計（包括電算手段）回水變動段的淤積情況。葛洲壩工程回水計算成果與實際情況的較大出入就證實了這點。葛洲壩工程回水一維電算原預計是回到秭歸、巴東附近長約100公里，但長航及巫山水文站實測回水影響長達170—200公里。
上述各條說明，按150米方案建壩后，回水變動段有可能在成庫初期的枯水季就出淺礙航，多年累積性淤積后，航深很可能回復到川江整治前的2.1米。那時，川江現(xiàn)行客輪和駁船隊就不能通過，只能改組為小船上達重慶。而且，在多淤少沖情況下，回水變動段上段75公里內(nèi)的6處淺灘還可能形成連續(xù)的沙卵石淺灘群，堵住重慶港進出口要道。當淤積逐年上延，還可能影響到重慶港和錨地，堵住重慶的“大門”，堵塞西南地區(qū)與華中、華東相聯(lián)系的交通咽喉，將長江東西航運分割為兩段。由于整個川江航運通過重慶港的貨運量占80%以上，重慶以下不到20%，這不僅會嚴重影響西南地區(qū)的經(jīng)濟建設，而且將影響到華中、華東地區(qū)的燃料、原料供應。
180米方案，壩頂高程195米，正常蓄水位180米，死水位150米，防洪限制水位158米（詳見附表二）。與150米方案相比，其主要利弊是：
第一，180米方案能較好地解決防洪問題。150米方案防洪庫容僅73億立方米（千年一遇為220億立方米），只能預防百年一遇以下的洪災，對百年一遇到千年一遇以上洪水難以解決。而180米方案防洪庫容增加到197億立方米（千年一遇為324億立方米），可使荊江地區(qū)防洪標準由150米方案的百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即使發(fā)生1870年那樣的特大洪水，經(jīng)過調(diào)度，可爭取荊州大堤不潰決，使長江中下游免受毀滅性的洪災，這是150米方案辦不到的。根據(jù)長辦資料，180米方案多年平均防洪效益為5億元，與150米方案的2.1億元相比，增加2.9億元。
第二，180米方案能較充分地利用三峽水力資源。180米方案裝機容量2080萬千瓦，多年平均發(fā)電量901億度，比150米方案多裝機780萬千瓦，每年平均多發(fā)255億度電，這對改變?nèi)A中、華東用電緊張狀況大有好處。按當時每度電3.5分計，180米方案比150米方案每年增加直接效益8.93億元。
第三，180米方案，可為南水北調(diào)中線工程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而150米方案難以實現(xiàn)南水北調(diào)。
第四，最重要的是，180米方案使重慶港處于三峽水庫庫區(qū)內(nèi)，庫區(qū)將形成600至700公里的深水航道，重慶以下航道的急流險灘全被淹沒，川江航運將有較大的改善。重慶港每年絕大部分時間處于深水庫區(qū)，萬噸級船隊可直達重慶，改變了150米方案可能卡住川江中斷航道、堵塞重慶港的嚴重局面。為以重慶港為中心組織現(xiàn)代化的西南內(nèi)河運輸網(wǎng)，做到江海直達、干支相連，江河湖海相通；為開發(fā)大西南，振興四川經(jīng)濟，支援華東、華中經(jīng)濟建設，充分發(fā)揮長江航運能力創(chuàng)造了條件。
第五，180米方案，淹沒耕地34.2萬畝，比150米方案增加23.05萬畝；遷移人口105.05萬人，增加72.19萬人。但180米方案每萬千瓦的淹沒指標遠遠低于我國絕大部分已建、在建和擬建大型水電站（見附表三）。中央準備設立特區(qū)，采取改革性方法發(fā)展特區(qū)經(jīng)濟，進行開發(fā)性安置，移民問題有可能得到較好解決。
第六，根據(jù)長辦資料，在第一批機組發(fā)電前的10年，180米方案比150米方案每年平均只增加投資1億元；在第一批機組發(fā)電后的7年，每年平均只增加投資7億元。而發(fā)電后到竣工，每年比150米方案約多收入電費6億元，實際每年增加約1億元的投資。（見附表一）隨著國民經(jīng)濟的增長，我國的國力是完全可以承擔的。
綜上所述，180米方案綜合效益明顯地優(yōu)于150米方案。但是，經(jīng)過初步推算，180米方案每年回水變動段，上至重慶江津縣油溪附近，下至重慶港以上不遠的地方，考慮到回水變動段泥沙淤積可能向下推移，容易對重慶港區(qū)產(chǎn)生不利影響，在作可行性研究時，可將防洪限制水位和死水位適當提高，以便把回水變動段上移到離重慶港以上更遠的適當位置。為了進一步解決180米方案回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問題，三峽工程還應與整個長江水系的開發(fā)利用配合起來，有計劃地在長江上游干支流上建設水庫，并做好綠化造林、水土保持工作。180米方案正好與規(guī)劃的朱陽溪樞紐相銜接，有利于長江干支流第三梯級的開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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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提出180米方案的根本原因——兩害相權取其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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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三峽工程是舉世無雙的歷史性工程，它具有巨大的綜合效益。重慶對黨中央、國務院興建三峽工程的決策是擁護的。從1958年成都會議到1980年代重慶市總體規(guī)劃，凡系大中型工程及一切重要項目建設，都是嚴格按照三峽工程200米方案回水高程進行控制的。對于200米方案回水高程以下的大型工廠作了相應的處理。為了增大防洪發(fā)電效益，為了徹底改善川江航運條件，即使淹沒部分市區(qū)和土地，重慶也早有思想準備。1984年，重慶市政府還專門成立了“協(xié)建長江三峽工程辦公室”，以便與中央有關部門配合，在三峽工程建設中作出重慶應有的貢獻。
重慶是靠長江航運發(fā)展起來的，長江航運的興衰直接關系到重慶的興衰。所以，重慶在研究三峽工程時，把著眼點首先放在對長江航運的影響上。
從150米方案看：由于回水變動段是在重慶以下100公里左右的長壽到忠縣一帶，所以，不僅重慶港的水深得不到改善，而且還會因回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造成礙航，卡住重慶港的脖子，使重慶港成為死港。150米方案對航運的作用，僅僅是改善了三峽大壩到石寶寨300公里左右的航道。但三峽大壩到重慶約600公里，這種局部航運的改變，對整個川江航運來說作用并不大，不僅萬噸船隊到不了重慶，同時還會因為回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三峽大壩與葛洲壩之間因發(fā)電調(diào)峰而產(chǎn)生的不穩(wěn)定流以及壩下河床下切等對航運的影響而形成上下卡口，使這段得到改善的航道很難發(fā)揮作用。
從180米方案看：由于水位抬高，回水變動段將推至重慶以上的江津附近，重慶港水深增加，三峽大壩至重慶的航道有望得到改善，萬噸船隊一年之中有幾個月可達重慶。但是，這是以重慶以上航道的惡化、擴大淹沒面積和加劇上游洪水災害為代價換取的。從長遠看，后果與150米方案一樣，回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仍會使重慶港失去作用，同時，還會因回水變動段的影響，造成嘉陵江與長江航運不能相通。嘉陵江是川江最大的支流，上與寶成鐵路、川甘、川陜公路相通，下與成渝、襄渝、川黔鐵路及長江干流相接，每年承擔四川1/5到1/4的水運量，是四川連接南北的天然水陸聯(lián)運干線。一旦航運受到影響，其后果十分嚴重。
水庫的淤積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的問題。水庫回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是帶有普遍性的嚴重問題。當時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有效的解決辦法。三峽工程無論是采取150米方案，還是采取180米方案，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因泥沙淤積而礙航的問題。鑒于這種情況，重慶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市三峽辦和市港務局等各方面專家都明確表示：我們既不贊成150米方案，也不贊成180米方案，因為這兩種方案，從長遠看都是一種結果。重慶之所以提出180米方案，是因為在中央已經(jīng)決定修建三峽工程的前提下，僅僅從重慶的角度，把150米方案和180米方案作比較后提出來的。所以，這一方案既不是在進行充分、全面、綜合論證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也不是切實可行的最佳方案。對重慶來說，150米方案惱火，180米方案也惱火，因為中央已經(jīng)決定要修建三峽工程，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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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180米方案對三峽論證的影響——175米方案一錘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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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重慶市委市政府向鄧小平及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建議將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由150米提高到180米，以便萬噸級船隊能直達重慶。報告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時任國務院總理指示兩條：（一）泥沙淤積問題未正式得出結論以前三峽工程不正式開工；（二）國務院相關部門對150米、180米或其他高水位方案的利弊進行比較。之后，國家科委受國務院委托，對三峽工程的水位進一步組織了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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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出《關于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水利電力部廣泛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在廣泛征求意見、深入研究論證的基礎上，重新提出三峽工程的可行性報告。
1986年11月，原水利電力部成立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聘請國務院所屬12個院所、28所高等院校和8個省市專業(yè)部門共40個專業(yè)的412位專業(yè)人士，分十四個專題對三峽工程進行全面重新論證。
1988年11月，論證工作全部結束。1989年9月，在重新論證的基礎上，編寫三峽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結論是：三峽工程對四化建設是必要的，技術上是可行的，經(jīng)濟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可行性研究報告對于三峽工程的建設方案，推薦采用“一級開發(fā)，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xù)移民”的方案。報告指出:大壩壩頂為185米，一次建成，初期運行水位為156米，最終正常蓄水位為175米。水庫總庫容為394億立方米，防洪庫容221.5立方米，水電站裝機總容量1768萬千瓦，年發(fā)電量840億千瓦時。移民不間斷遷移，20年移完。大壩壩址位于湖北宜昌三斗坪，施工總工期18年。工程靜態(tài)總投資571億元。
1990年7月，國務院成立由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鄒家華任主任的21人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分10個專題，聘請163位專家對可行性研究報告進行審查。1991年8月3日，審查委員會一致通過了對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的審查意見，認為三峽工程建設是必要的，技術上是可行的，經(jīng)濟上是合理的。
1992年1月1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認真審議了審查委員會對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的審查意見，同意興建三峽工程，并提請即將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繼1955年三門峽水電站之后第二件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工程建設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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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3日，七屆人大五次會議對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進行表決。
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最后一次全體會議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表決通過了三峽工程議案，決定批準將興建長江三峽工程列入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十年規(guī)劃，由國務院根據(jù)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的實際情況和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選擇適當時機組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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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14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宜昌三斗坪舉行的三峽工程開工典禮上宣布：三峽工程正式開工。
三峽工程在施工建設的過程中，已先后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別實現(xiàn)了135米水位和156米水位的蓄水目標。2008年和2009年，三峽工程兩次進行175米試驗性蓄水，但分別只蓄至172.8米和171.43米。2012年9月10日，三峽工程啟動第三次175米試驗性蓄水，歷時一個多月，終于沖頂175米成功。蓄水至175米，使三峽成為一座庫容393億立方米的峽谷型水庫，可攔洪庫容達221.5億立方米，相當于4個荊江分洪區(qū)的蓄洪量。由此，長江最險處荊江河段的防洪標準可從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即使出現(xiàn)千年一遇的洪水，三峽工程配合荊江分洪等分蓄洪工程的運用，也可避免下游江漢平原發(fā)生毀滅性災害。在175米水位，三峽左右岸安裝的26臺70萬千瓦巨型機組滿負荷運轉，年均發(fā)電量達847億千瓦時，比水位在156米時增加100多億千瓦時，相當于6個半葛洲壩電站。三峽蓄水175米后，宜昌至重慶660公里的航道可直達萬噸級船隊，航運成本降低1/3以上，長江航道成為名副其實的“黃金水道”。與此同時，三峽蓄水至175米后，這座庫容近400億立方米的巨型水庫，使我國擁有了一個巨大的水資源儲備庫，三峽工程的生態(tài)補水抗旱功能可以得到更充分的發(fā)揮和體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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