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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1983）
陳朝權魏全紅
胡閱江，曾用名胡公拓、胡辛樹、胡信樞、胡啟文，1905年9月出生于四川省榮昌縣（今重慶市榮昌區(qū)）。1932年加入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他對黨無限忠誠，至死不渝，默默無聞為黨工作，走完自己平凡的一生。
1915年，胡閱江到了發(fā)蒙讀書的年齡。家里想方設法讓他在富爺壩、馬王廟等處讀私塾。1920年去成都私立儲才中學讀書。1922年12月，因病無法繼續(xù)學業(yè)，只好休學回到榮昌養(yǎng)病，直到1923年7月，才回到成都私立儲才中學復學讀書。
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上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由此引發(fā)了一場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開始反思中國傳統(tǒng)文化，追隨民主與科學，探索強國之路的思想文化運動,即新文化運動。這場新文化運動的颶風席卷了古老而又閉塞的川西壩子，胡閱江在儲才中學的同窗好友周初是一個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進步青年，他時常在無人時，暗地里把《新青年》雜志上刊載的《孔子平議》《文學改良芻議》《狂人日記》《吃人與禮教》等文章悄悄拿給胡閱江看。這些新觀念、新思想、新看法給年輕的胡閱江以極大的震撼。正在這時，家中父母卻認為讀書無用，不肯再支付學費而使他被迫停學，胡閱江只好回到榮昌跟人學醫(yī)。
托人介紹，年僅19歲的胡閱江在榮昌仁義場壽福宮小學謀得個初小教師的職位，微薄的薪俸終究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一年后，他辭去了教師工作，借資與別人合伙，在榮昌大南街做起了雜貨生意。1931年因經(jīng)營不善，店鋪倒閉。胡閱江一時找不到工作，只好閑居在家。
1932年5月，胡閱江迫于生計背井離鄉(xiāng)。他身著破舊的青布長衫，背著一床破棉被來到成都，住在成都新東門同鄉(xiāng)葉性成花生鋪，繼續(xù)學中醫(yī)。他一邊學醫(yī)，一邊看些新文藝小說和報刊，常在報刊上寫寫筆記雜感之類，因而與幾位進步青年時有接觸。受他們的影響，胡閱江的思想也隨之發(fā)生了激烈變化，對當時社會的不平、黑暗產(chǎn)生了極大的憤恨。同年夏秋間，他由杜伯文（又名杜國相）介紹，在成都新東門外猛追灣河壩，加入了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隨后由杜伯文介紹進入成都的一家刺繡廠。他按照上級組織的要求，一邊工作，一邊團結(jié)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做工人的思想工作。
1933年秋，杜伯文代表上級組織委派胡閱江到重慶，繼續(xù)從事革命活動。胡閱江在重慶以羅業(yè)先車行做黃包車生意為掩護，暗中做地下黨領導下的青年團通訊工作，當年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按組織要求，胡閱江離開羅業(yè)先車行進入兵工廠，暗中發(fā)動工人罷工。1934年春，由于同室青年陳星伯的密報遭到特務追捕，胡閱江因事先得到消息，巧妙逃脫，組織上安排他到成都躲避。胡閱江到成都后沒有找到上級黨組織的聯(lián)系人，只好于5月底又回到重慶，不料在重慶江北被逮捕。
被捕后，雖身受嚴刑拷打，但他對黨赤膽忠心，始終沒有向敵人吐露一個字。他保住了黨的機密，嚴守了入黨時永不叛黨的錚錚誓言。
敵人從他口里找不出可靠證據(jù)，正擬硬判死刑，幸虧家里老母找到吳超然托了余際唐去說人情，才改判無期徒刑。后來家人又設法把他從江北監(jiān)獄移至隆昌監(jiān)獄，最后到反省院。1937年7月，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在中國共產(chǎn)黨和各界人士“掉轉(zhuǎn)槍口，一致對日”的強烈要求下，國民黨反動當局迫于各種壓力不得不釋放一批政治犯。
1938年春，胡閱江重新獲得失去的自由，他的身體在監(jiān)獄里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只得終日躺在床上修養(yǎng)生息。但全國人民堅決抗日的革命熱情感染著他，他想方設法尋找組織，終于得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住機房街聯(lián)系處周怡的兩次回信，他懷著急切的心情，下決心去敵后參加八路軍，重新踏上去成都的路途。
胡閱江到了成都，在輾轉(zhuǎn)尋找黨組織時，遇到在新津中華女中當教員的小學同學李散之（共產(chǎn)黨員）。胡閱江向李散之說明來意，李散之知道了胡閱江的情況并作了側(cè)面的調(diào)查后，就把胡閱江介紹給成都“星芒社”（黨的外圍組織）負責人之一的吳純，并積極為胡閱江設法接上去延安的關系。
在去西安一帶路上國民黨特務機構林立，任意拘留逮捕去延安的進步青年，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李散之等都勸胡閱江留在成都從事革命活動。黎儲力（又名黎均實，張黎群）多次找胡閱江談話，說干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挽留胡閱江留在成都。
這時胡閱江已參加星芒宣傳隊，4年的監(jiān)獄生活不僅拖垮了他的身體，而且也失去了他為黨工作的4年時光，他非常珍惜這重獲的自由，更加勤奮工作。經(jīng)過幾個月的考查，又加上李散之和在成都《新華日報》館工作的楊紹軒及葉勉等人證明，經(jīng)川康區(qū)委批準，1939年春，胡閱江重新加入黨組織。黨要他留下來做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擔任星芒支部的副書記。
國民黨當局迫于人民抗日救亡的呼聲，不得不作一些表面的敷衍，因而那時黨的外圍組織比較公開，個別黨員的活動也是半公開化。星芒社的社址最初在包家巷，胡閱江和星芒社的同志一起，積極開展救亡活動。從1938年冬至1939年夏初，以民主進步人士出面每周或間周交替邀請朝陽大學教授鄧初民、馬哲民、協(xié)進中學的劉披云等，到社里作時事報告或作《政治經(jīng)濟學》《哲學》的專題講演，吸引了附近的許多進步青年也來參加。星芒社設有圖書室，藏書近1000冊，都是進步書刊和理論書籍，供進步青年閱讀。星芒社的社員還組織了各種小型的讀書會，暗中培養(yǎng)進步青年。
按照在星芒社里的分工，胡閱江和曾光（楊家映）負責出壁報，每隔三、五日出一期。壁報內(nèi)容均摘自《新華日報》的政治時事，并加以編寫。這種壁報字體大，句子簡短，特別是抓住紙幣貶值、物價飛漲、老百姓生活艱苦，倍受欺凌壓榨等時弊，進行抨擊，深受市民喜愛。每期壁報一出，老百姓常常搶著觀看。
星芒社還出過聲討漢奸汪精衛(wèi)的專欄。壁報剛貼在新南門洞內(nèi)，人們便蜂擁而上，一睹為快。頃刻間，新南門人山人海，交通為之阻塞。星芒社的壁報自然而然地成了出頭的椽子，引起反動派的注意，壁報因而在夜間常常被特務悄悄撕掉。但東邊的壁報被撕了，胡閱江和曾光等人就在西面貼，不分晝夜地在市內(nèi)到處張貼，而且貼得更多。
胡閱江等人還在光華街租了一間屋子，把附近的手藝人，店員等大約20多人組織起來辦夜校，教他們文化，講抗日救亡的道理。于是街坊流傳：共產(chǎn)黨在這里辦學校了。一個多月后，房主害怕受牽連，收回了房子，夜校也只好停辦。
1938年底，汪精衛(wèi)跑到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全國人民義憤填膺。成都各人民團體特別是抗日救亡組織，各大中小學，尤其是進步學生紛紛組織游行、示威活動。國民黨省、市黨部不得不于12月28日午后發(fā)出通知，在少城公園開大會，舉行示威游行。上級領導決定參加這次游行，在游行的同時開展飛行講話，號召沿路沿街兩旁行人加入游行隊伍。
到正式游行時，在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大批救亡團體的群眾骨干，采用沿街演說的辦法，大喊打倒汪精衛(wèi)的口號。許多市民跟著游行隊伍，一同喊口號，唱救亡歌曲。這次游行使廣大群眾加深了對共產(chǎn)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認識。
1939年，中統(tǒng)以“言論有害國策”的罪名，將《大聲周刊》予以查封。隨后，《四川日報》總編輯黃啟明、星芒通訊社和《星芒周報》的一批編輯被中統(tǒng)逮捕，還有多人被秘密殺害，成都的革命形勢日趨惡化。
10月，黨在成都的外圍組織奉命解散，胡閱江化名胡公拓，進入成都青年抗敵協(xié)會黨總支委員會，任總支宣傳委員。為保存力量，年底，黨組織讓已暴露的胡閱江轉(zhuǎn)移到了新津縣。
胡閱江經(jīng)同鄉(xiāng)介紹，在新津縣政府找到了工作。因縣長趙宗煒兼任雙流機場工程處副處長，胡閱江被趙宗煒派在工程處任事務采購。1940年2月，新津地下黨派來黨員鄭漢宗與他接頭，胡閱江的組織關系才轉(zhuǎn)接上新津的地下黨組織。
鄭漢宗和胡閱江接上組織關系后，幾個月來都是采取的單線聯(lián)絡方式。鄭漢宗公開的社會關系，是胡閱江采購木材時認識的生意買賣上的朋友。有一次與鄭漢宗會談時，胡閱江才了解到新津原是中心縣委，因遭到破壞，同志們大都被疏散走了，讀書會等外圍團體和書店都不能活動。4月后，胡閱江離開機場工程處，被縣長趙宗煒派到縣政府收發(fā)室作二級科員。
5月的一天，鄭漢宗來到胡閱江住處，說自己的身份可能已暴露，不能呆在新津，需要馬上轉(zhuǎn)移，上級指示由胡閱江擔任新津、崇慶、雙流3縣特支書記。鄭宗漢當即把新津地下黨隱蔽同志的聯(lián)絡方式一一告訴了胡閱江，并輕聲對胡閱江：明晚在中華女中校門外南河河岸下邊，有些亂石梯坎的地方，上級要派人來和你接頭。
第二天晚上8點左右，胡閱江摸黑來到河岸邊坎下，來人走到離胡閱江不遠的地方停下腳步，小聲問道：“你是老胡嗎？”胡閱江答道：“胡公拓”。那人坐下來自我介紹說他叫屈正中（又名屈奇雄），是中華女中的教師，說鄭漢宗得離開新津，今后胡閱江與李茂久、郭紹成一起工作。最后，屈正中給了胡閱江一條細細的、搓擰得緊緊的紙條，要他去成都汪家拐街憑此紙條見一位姓彭的同志，那樣便能接上組織關系。
胡閱江帶上紙條往成都汪家拐去了兩次，都未找到彭姓同志，失望地回到新津。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胡閱江在染房街口遇到鄭漢宗。鄭漢宗高興地一把拉著胡閱江說：“我正在到處找你，你明天8點還是在這里，我們一起去北門外過橋往左的小茶館，上級和你談話?！?/span>
6月初，胡閱江在北門外茶館內(nèi)，見著了商人打扮的上級領導。胡閱江首先向上級領導匯報了近半年在新津的組織生活、社會關系和地方上的一些情況，還提出去延安學習的打算。上級領導明確指示胡閱江：“鞏固新津這塊陣地，掩護隱蔽好每個同志，絕對不能發(fā)生橫向關系，要注意結(jié)交善良的朋友，暫時不去發(fā)展黨員?；匦陆蚝?，要聯(lián)系好每個同志，對他們的思想、政治能力、經(jīng)濟、社會情況、一般生活態(tài)度等都盡可能多了解一些”?！澳憬窈竺吭乱淮蝸沓啥颊覐埼挠?，事先寫信去武侯祠附近一所小學通知約會地址。”最后，上級領導送給胡閱江10多冊油印的《論共產(chǎn)黨員修養(yǎng)》。
1940年7月中旬至11月底，胡閱江3次到成都約見張文佑，聽取上級地下黨對新津縣委的指示，后來上級領導人改為石山秋。
遵照上級黨組織“保存力量，善于隱蔽”的指示，胡閱江擔任新津三縣特支書記時，停止了發(fā)展黨員的組織工作，迫于當時國民黨反動派“防共、限共、反共”的嚴酷事實，他盡量使自己的行動在不引人懷疑的同時，利用在縣政府工作之便，為上級領導提供蓋有國民黨政府關防的通行證，使他們能安全來往于各地開展工作。
有一次石山秋從雅安轉(zhuǎn)道邛崍，途中被拉壯丁的軍隊拉去關了5天。從那以后，石山秋去雅安或者轉(zhuǎn)溫江回成都，都是胡閱江用蓋有新津縣政府大印和縣長私章的通行證，以確保石山秋在途中的安全。
胡閱江還為外地轉(zhuǎn)道來新津的地下黨員安排職業(yè)，使他們能妥善地隱蔽下來。9、10月份，先后從抗大轉(zhuǎn)移來了黨員符玉恒、蔡鳳翔。因為新津縣特務勢力猖獗，工作不好開展，蔡鳳翔來了不久就轉(zhuǎn)走了，符玉恒在新津隱蔽下來。不到一年時間，符玉恒被特務察覺，國民黨政府決定逮捕符玉恒。這一消息恰巧被路過窗外的胡閱江聽到，他立即寫了一封急信，派員火速送給符玉恒、趙家琮，使敵人的陰險詭計落空。
1941年10月，由于從灌縣轉(zhuǎn)來的黨員陳國靜在新津被捕叛變，胡閱江改名胡啟文匆忙離開新津，轉(zhuǎn)移到灌縣水磨溝一家土紙廠隱蔽，等待上級石山秋的指示。
幾個月過去了，上級消息仍然沓無音訊，于是，和黨失去聯(lián)系的胡閱江毅然決定到湖北新四軍根據(jù)地繼續(xù)革命。
1942年3月，胡閱江前往湖北，在湖南永綏境內(nèi)腳頸被汽車壓傷，無法再趕路，只得搭車投奔在酉陽農(nóng)業(yè)推廣所任主任的幼時同鄉(xiāng)同學呂表東，并在當?shù)蒯t(yī)院養(yǎng)傷。傷愈后，由呂表東介紹到酉陽測候所任觀測員。
1944年，氣象局派來一個測候員韋白露，胡閱江看出他是個進步青年，兩人越談越投機。韋白露常常出外進行活動，胡閱江便一個人擔當起他們兩人的工作，把所得薪資留下少許作生活費用，其余全部交給韋白露作活動經(jīng)費。
1949年，中國共產(chǎn)黨歷經(jīng)艱辛終于奪回了屬于人民的權力，胡閱江欣喜萬分，接連寫了幾次報告上交黨組織，想重回黨的懷抱，但由于多種原因，未能如愿。1953年底胡閱江回到榮昌，1955年由榮昌統(tǒng)戰(zhàn)部介紹到峰高中心小學校任教，1956年7月調(diào)聯(lián)升鄉(xiāng)完小任副校長。
1983年7月14日，胡閱江因病在昌元鎮(zhèn)逝世。噩耗傳來，他所在學校的師生流下了哀悼的眼淚，充滿了對這位慈祥寬厚、兢兢業(yè)業(yè)的老校長的懷念之情。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榮昌區(qū)委黨史地方志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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