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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兵? 楊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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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別號抱一，上海市川沙縣人。他是我國近現(xiàn)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動家、教育家、職業(yè)教育的首創(chuàng)者。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yè)部部長，全國政協(xié)第一、二、三、四屆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等職。黃炎培的事業(yè)、精神、風范為世人所景仰、稱頌。尤其是在1938年到1948年前后，他結緣重慶，心憂天下，追求民主，不竭余力，以自己的壯行，繪就了他人生中最光輝的一頁。
一、抨擊漢奸，宣傳抗日
1878年10月1日，黃炎培出生在今上海市川沙縣城廂鎮(zhèn)，幼年時曾有緣在內史第生活。內史第是一座宅院，主人是清朝內閣中書沈樹鏞，故稱沈家大院。這個大院在川沙聲名赫赫，因為它居住過三戶名人，一個是黃炎培；另一家是宋家，宋慶齡等宋氏三姐妹就是在這里出生；第三家是鼎鼎大名的胡適，他也在這個大院里生活過。黃炎培的父親黃叔才，是沈樹鏞的外甥。由于父親因公長年在外，黃炎培從小便隨母親借住在沈家。沈家世代書香，大院的主人沈樹鏞，不僅是高官，還是一位飽學之士和書畫鑒賞與收藏名家。沈樹鏞對自己的收藏頗為自豪，他將內史第的書齋取名為漢石經(jīng)室，供后世子女閱讀研習。黃炎培經(jīng)常在沈家的書齋里博覽群書，這里的藏書讓黃炎培受用終生，也為他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動家、教育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強敵壓境，山河破碎，1938年7月19日黃炎培不得不隨當時的政治中心西遷戰(zhàn)時陪都重慶。8月，由他親手創(chuàng)建于1917年5月的中華職業(yè)教育社歷盡艱辛，也從武漢遷到重慶。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社刊《國訊》雜志于八一三紀念日在重慶復刊，由黃炎培、江問漁、楊衛(wèi)玉、孫起孟、葉圣陶、張雪澄等組成編輯委員會，孫起孟任總編輯。黃炎培親自為復刊號寫“復刊詞”并撰寫“抗戰(zhàn)以來”一文及配詩一首發(fā)表于復刊號。緊接著在黃炎培的積極努力和推動下，《國訊》雜志的桂林版、昆明版、香港版又先后分別出版。一時《國訊》雜志成為宣傳團結抗戰(zhàn)的一個重要陣地，影響逐漸擴大，極大地鼓舞了國統(tǒng)區(qū)人民的抗戰(zhàn)斗志。
抗戰(zhàn)以來，中國就存在著一股妥協(xié)投降的勢力，汪精衛(wèi)就是這股勢力的代表，當時他們的妥協(xié)投降活動十分猖獗，特別是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國民黨親日派頭目汪精衛(wèi)的投敵賣國嘴臉在國人面前曝露無遺。而國民黨政府聽之任之，態(tài)度曖昧，嚴重危害著團結抗戰(zhàn)的前途。黃炎培深感憂慮，他四周奔走呼告、撰文抨擊、演講痛陳，與周恩來的不解之緣也在這里開始。
在這一段時期中，黃炎培為求救國之路，曾與周恩來、董必武等多次深談。在1938年11月的國民參政會的第一屆第二次大會上，愛國華僑陳嘉庚從新加坡發(fā)來電報提案《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黃炎培立即為其簽名聯(lián)署。在審查梁漱溟提案時，他登臺發(fā)言：“抗戰(zhàn)必勝，建國必成，不是虛驕之氣所能做到，須有合理的計劃。政府當局對此，須有切實報告。”不久汪精衛(wèi)出逃，年底發(fā)表艷電宣布接受日本首相近衛(wèi)文麿聲明，投敵當漢奸。黃炎培賡即起草抨擊反對汪的叛國投敵宣言，聯(lián)署者有張瀾、梁漱溟、冷御秋、江問漁等人。這個宣言稿送交各報館竟被國民黨檢查處扣留，不準發(fā)表，僅有《新蜀報》獨家登載。數(shù)日后，在渝參政員談話會假銀行公會舉行，一致通過，決定對汪精衛(wèi)投敵表示聲討。在這段時期中，黃炎培一方面為揭露和聲討汪精衛(wèi)投敵而奔走呼號，同時懇請周恩來為他主辦的雜志《國訊》寫文章，申討內奸，鼓勵抗戰(zhàn)。在那個時刻，請共產(chǎn)黨領袖為他的雜志寫文章，是要有很大的膽識的。對黃炎培的要求，周恩來一口答應，并在百忙之中，熬了幾個長夜，撰寫了題為《今年抗戰(zhàn)的新形勢與新任務》的一萬幾千字的長文，在1939年2月出版的《國訊》194期至198期連載發(fā)表。
1940年6月14日，周恩來拜訪黃炎培，兩人就國際和國內形勢作了長談，對周恩來關于國際和抗戰(zhàn)形勢的論述與剖析，黃炎培衷心信服，并積極向中共提出了二項建議：（一）在與國民黨利害不沖突、國民同情不減損之下求成長；（二）以所有實力，盡量容納友黨乃至敵黨；以所有實力為國家民族表現(xiàn)切實偉大之貢獻。同時他還請周恩來在中華職業(yè)教育社舉辦的“青年星期講座”上作一次形勢演講，周欣然同意。
1941年1月7日，國民黨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團結抗戰(zhàn)的局勢瀕臨破裂。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登出他的題詞“本是同根，相煎何急”的同時，向黃炎培和各方面的黨外人士通報了這個嚴重事件。黃炎培痛心焦慮之極，立刻前往曾家?guī)r50號，向周恩來和中共朋友致以深切慰問。他說：“不管當局只得何種宣傳，這樣的做法，絕對錯誤?！蹦切┨欤S炎培每天都有和周恩來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常常在電話機旁守候過夜半，以聽取中共中央的對策。同時“因新四軍事，積極和各黨派洽調解辦法”。
在為堅持抗戰(zhàn)奔走呼號的同時，黃炎培更是將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作為一個宣傳抗日，鼓舞斗志的一個平臺。從1938年9月到1940年初，黃炎培和他的同仁們，不僅在重慶辦了中華職業(yè)學校、中華函授學校、職業(yè)指導所，還辦了四川灌縣都江實用職業(yè)學校、昆明中華職業(yè)補習學校、中華余中學、中華小學。并受實業(yè)界委托代為設計、創(chuàng)辦職業(yè)學校，在后方各地推動職業(yè)教育。當時后方共有職業(yè)學校384所，學生67227人。同時，還在重慶創(chuàng)辦了職業(yè)教育的高等學?！腥A工商?？茖W校，兢兢業(yè)業(yè)地培育和扶植著中國職業(yè)教育事業(yè)的成長和壯大。隨后，他們先后在廣西、云南、貴州、四川等省建立了中華職業(yè)教育社辦事處，積極開展宣傳抗日和推廣職教工作。1939年春，黃炎培在《今天的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一文中強調，在當前中華職業(yè)教育，“它的使命就是以最高的積極性參與抗戰(zhàn)建國的努力”，“職業(yè)教育，只有民族解放，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的社會里，才能實現(xiàn)它的造福人群的理想。反過來講，也賴有職業(yè)教育的努力，吾們民族解放，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的國家社會才能加速的出現(xiàn)。”為了實現(xiàn)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黃炎培在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的名下主辦了“青年星期講座”，不定期在后方各大、中學校等進行演講。
1940年9 月29日，黃炎培邀請周恩來到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主辦的“青年星期講座”作公開演講。其時正當中國共產(chǎn)黨剛剛打退了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在大后方山城重慶，仍然籠罩著濃厚的肅殺之氣，群眾中有種惶惶不安的心緒。當黃炎培陪伴周恩來來到會場，看到會場已經(jīng)被蜂擁而來的青年群眾擠得水泄不通時，當即決定把演講場所移到張家花園巴蜀中學學校的大操場上，周圍山坡上也坐滿了聽眾。周恩來作了足足三個小時的《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zhàn)》的講演，三四千群眾圍在他四周靜聽，不時爆發(fā)出如雷的掌聲。周恩來精辟地論述了國際形勢和中國抗戰(zhàn)前途，并以真憑實據(jù)揭露了國民黨消極抗戰(zhàn)，積極反共的真相，闡明了中國共產(chǎn)黨堅持抗戰(zhàn)，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黨倒退的基本政策。這在當時的重慶，如同一聲霹靂，震動了山城。
1940年11月10日黃炎培邀約老友著名經(jīng)濟學家、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馬寅初博士，在“青年星期講座”上作題為《戰(zhàn)時經(jīng)濟問題》的報告。馬博士用大量確鑿事實，揭露了“四大家族”為首的豪門貴族利用權勢，在全國人民浴血抗戰(zhàn)時趁火打劫大發(fā)國難財和將存款存于外國銀行的丑行，他大聲疾呼要求把“四大家族”為首的豪門巨富發(fā)的國難財，征為抗戰(zhàn)經(jīng)費。這是震驚山城又一聲霹靂。國民黨隨即將馬逮捕，后關進貴州息烽集中營。這對黃炎培是極大的震動和教訓，他四出奔走，多方致函想方設法營救馬寅初先生。接踵而來的是由黃炎培幫助培植起來的“生活書店”各地50多個分支店，也先后被查封。值此困境，他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把生活書店部分人員和資產(chǎn)轉到中華職教社，成立生活的二線書店——國訊書店，使“書店”這一特殊功能得以保護和發(fā)揮。
值得特書一筆的是，黃炎培不曾預料因他四處演講，卻引來了后半生 “佳人易得，同志難求”的美滿姻緣。1940年黃炎培原配夫人王糾思去世，登門說媒者眾，但均被婉拒。次年4月，黃炎培來貴陽大夏大學講演，與姚維鈞邂逅，為姚女士所傾倒，二人開始通信。以詩詞唱和?！肮满Q高飛，越海沖天，別盡舊人。且拓開新境，聊酬壯志，快翻怒翼，早拂輕塵。林露何依，巢云何托，誰識長鳴自有真?！瓱o言久，有一腔熱血，相映紅輪。”姚維鈞以《沁園春》表達自己的心境。黃炎培則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論家庭再造》，表明自己的認真態(tài)度。百封書信往來，多首詩詞唱和，兩人終于遙訂終身。
姚維鈞，1909年生于上海浦東南匯縣周浦鎮(zhèn)。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她原名薇娟，入學后，取《詩經(jīng)·小雅》中的“秉國之鈞，四方是維”之句，改名“維鈞”。自江蘇省立淞江女子中學高級師范畢業(yè)后，在當?shù)貜慕獭?span lang="EN-US">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日軍侵占上海，不肯做亡國奴的姚維鈞辭別母親，只身跋涉，輾轉香港、廣州，到達貴陽，先在貴陽女師求學，后考入上海遷黔的大夏大學。
1942年7月，姚維鈞大學畢業(yè)后奔赴重慶，8月16日兩人在巴蜀中學禮堂舉行婚禮，楊衛(wèi)玉為介紹人，沈鈞儒等參加。黃炎培在婚禮上散發(fā)婚事經(jīng)過告親友書，文中有赫赫八個字：“佳人易得，同志難求?！被槎Y中有個小插曲！沈鈞儒講話說：“我的年紀比任老大三歲，今天看到這種情景，卻使我不能不有所觸動。但欲步他的后塵，卻又顧慮很多，如長須必須割，手杖必須棄，都非輕而易舉可以做到的?！苯黄铰蓭熈⒖坦首骺犊ぐ褐疇疃舐暭埠簦骸敖裉斓男吕蓱撈鸾鉀Q沈衡老婚姻問題的責任！”黃炎培也笑著安慰說：“沈衡老的婚姻問題，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黃姚婚后，夫唱婦隨，伉儷情深。這里有詩為證。
姚：觀音巖上久徘徊，販者紛紛飽槖回。過盡千車人不見，一蹬遠送屐聲來。
黃：觀音巖上市聲稀，夜夜夫人迎我歸。過盡千車人不見，一天風露濕君衣。
1948年姚維鈞的40歲生日之際，黃炎培感激地寫下賀詩：“迎君長夏海棠溪，入握情絲未足迷。出處商量關大計，將才許國兩心齊。”兩人情深可見一斑。
二、爭取憲政，推進民主
抗戰(zhàn)開始以后，國民黨實際上承認了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實現(xiàn)了國內各黨派空前的團結，形成全國軍民的抗日高潮。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一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制定了一套“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政策，“侈言精城團結，而諱言國共合作”，以致反對共產(chǎn)黨和壓制中間派的言論活動，為它掀起反共高潮作準備。隨后，國民黨在全國各地搞起磨擦和白色恐怖。全國人民的民主要求和國民黨倒退的矛盾突出一起來了。當年9月，在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上，中共和各民主派系提出的七個“請政府結束黨治，實行憲政” 提案，鄒韜奮把這些提案稱之為“晴天霹靂的憲政運動”。這些提案曾在會上成為了會議主題，引起劇烈爭辯，中國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內的三種政治力量，在參政會上第一次交鋒局勢十分緊張。擔任“內政提案審查組”主席的黃炎培竭力斡旋調和，居中調停。經(jīng)過多方努力，終于在會上通過了“治本”和“治標”兩個決議。蔣介石被迫當眾表示要切實執(zhí)行， 中共也認為這“不失為進步的決議”，是“本屆參政會的重要收獲”。中間黨派歷來真誠地追求在中國建立西方的民主政治，因此他們認為這項決議至少是向著這個理想目標又前進了一步。而黃炎培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他認為這將“是建國之根基，是民治的起點”，“各黨代表爭論雖烈，而卒獲圓滿結果”，他作為“內政提案審查組”主席主持討論，“總算對參政會盡了一分心”。參政會后，黃炎培被蔣指派為由25人組成的“憲政期成會”主席，一連開了十天會，通過了一篇官樣文章，結果什么也沒“期成”出來。而后黃炎培與民主人士商定發(fā)起“憲政座談會”，后又多次與國民參政員聯(lián)名上書議長蔣介石或上交提案陳述憲政問題，要求國民黨開放黨禁，實行民主政治。
1943年9月，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上，蔣介石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不得不宣告：實施憲政，還政于民。并在最高國防委員會成立了“憲政實施協(xié)進會”，黃炎培、孫科、王世杰三人被指定為常委兼召集人，以實施憲政?！皯椪嵤﹨f(xié)進會”共有各方代表人士54人。對由這次會議，黃炎培寫過一首詩諷刺：“午夜喧喧尚議堂，一年拚此一旬忙。天人百策關軍國，高閣堆成紙萬張?！?/span>
當時大后方的重慶、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地，進步人士立刻在各種群眾團體集會和報刊雜志上熱烈討論憲政問題，借以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民主自由，主張開放政權，實行民主憲政。
在這個風起云涌的民主憲政運動中，黃炎培和職教社同仁也積極投入斗爭。他們立刻籌辦了一個《憲政月刊》，黃炎培任發(fā)行人，法學家張志讓仼主編，并每月舉行一次“憲政座談會”，把發(fā)言記錄發(fā)表在刊物上。它團結了進步文化界、工商界、金融界等社會名流，把這些人士調動起來談民主憲政，就在國民黨后院引起嚴重的震動，也在社會上起到獨特的影響。《憲政月刊》從1944年元旦創(chuàng)刊，共出版27期（1946年3月），每期都以主要篇幅大聲疾呼民主自由，著名的政治家、學者、教授為它撰文，成為大后方一個重要的輿論講壇，和爭取憲政的重要喉舌。而它所主辦的“憲政座談會”，更從一個上層社會的文化“沙龍”發(fā)展成為千百群眾進行民主斗爭戰(zhàn)場。
第一次“憲政座談會”是在打銅街交通銀行二樓會議室舉行的，有各界社會名流如錢新之、杜月笙等參加座談會，這對當時茶店酒肆貼滿“莫談國事”的政治環(huán)境來說，還是有意義的。重要的是它造成了較大的社會聲勢。四個月后的第五次“憲政座談會”，就在迀川工廠聯(lián)合會會議室舉行，題目是《憲政和經(jīng)濟》，出席者有六七十人，董必武、沈鈞儒、章伯鈞、章乃器、鄧初民等都作了精辟的發(fā)言。重慶各報登載了他們的發(fā)言。又過四個月，第九次“憲政座談會”于1944年9月24日在同一地方舉行，題目是《民主與憲政》，參會者達七八百人之多，馮玉祥、董必武等在會上發(fā)表了重要演說，座談會已經(jīng)成為控訴和抨擊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輿論講壇。而1945年5月10日在七星崗江蘇同鄉(xiāng)會大禮堂舉行的第十三次“憲政座談會”，冒雨前來參加的群眾有一千幾百人。當時一批特務混進會場搗亂，而青年群眾立刻進行反擊和斗爭。僅僅一年時間黃炎培、張志讓、楊衛(wèi)玉等人組織和主持的“憲政座談會”，從一個“沙龍”式的清談講座發(fā)展成千百群眾聲討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重要戰(zhàn)場了。它在當時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黃炎培也在這場運動中受到鍛煉和洗禮，推動著他繼續(xù)向前邁進。
三、實現(xiàn)夙愿，延安歸來
1945年7月1日，黃炎培和冷御秋、褚輔成、章伯鈞 、左舜行、傅斯年等六位國民參議員，應毛澤東、周恩來之邀，為推動國共合作，飛赴延安訪問。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30來人，到機場歡迎。黃炎培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但是當毛澤東和黃炎培握手時說：“我們二十多年不見了！”黃炎培愕然，說我們這是第一次見面呀！毛澤東笑道：1920年5月某日，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你主持會議并演說。在一大群聽眾之中有一個毛澤東。黃炎培盛贊毛澤東好記性。黃炎培每次講延安之行，都津津樂道這個細節(jié)，說：想不到在大群聽眾之中，竟有這樣一位蓋世英雄豪杰！
正是毛澤東的邀請，使黃炎培有機會赴延安訪問，打開了眼界，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延安。到達延安的當天下午，黃炎培和褚輔成、冷遹三人，不告訴任何人，自由自在到各處散步，看市容，走進各家商店，與店員們隨便交談，問問物價和生活情況，了解一些風俗民情。他們覺得樣樣都很新鮮。在第二天的晚上，中共設宴招待黃炎培一行。黃炎培見到了許多中共高級將領。在《延安歸來》中，他談到延安的人物時說：“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澤東先生，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于執(zhí)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是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沒有能相見）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tài)。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粗獷傲慢樣子。真出于意外?！痹谘影才e行的有1000人參加的歡迎會上，周恩來致歡迎詞，黃炎培代表六人致答詞。他盛贊延安的好風氣，說他親眼所見，沒有一寸土地荒蕪，沒有一個人在閑蕩，邊區(qū)政府對每一個老百姓的生命和他們的的生活是絕對負責的，政治上更沒有問題。以后黃炎培還去參觀了杜甫川的光華農(nóng)場和日本戰(zhàn)俘工農(nóng)學校。黃炎培還注意到延安的軍民關系非常好，確是魚水關系。凡是軍隊與地方百姓發(fā)生糾紛時，總是嚴責軍隊。
第二天下午，他們一行六人，應約到楊家?guī)X訪問毛澤東主席。在會客室里，黃炎培看到墻壁上掛著幾幅畫，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把酒壺，上寫“茅臺”二字，壺邊有幾只杯子。畫上有他題的一首七絕，這讓黃炎培十分動容，他說，這幅畫是1943年當國民黨掀起第次反共高潮中，沈鈞儒的次子沈叔羊為慰娛父親而畫的。在請他題詞時，他想起傳說長征中共產(chǎn)黨人在茅臺酒池里洗腳。于是題寫出了這首七絕，加以諷喻。沒料到，這畫竟掛在中共領袖的客廳里！
此事還有一段故事：1938年10月，救國會“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到達重慶，他是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參政員，不僅堅定抗戰(zhàn)，而且一直圍繞要求早日實施民主憲政等問題，與國民黨當局抗爭。因而，他自然成為中共南方局關注的對象。他的三兒子沈叔羊喜歡畫畫，但在名家大師云集的戰(zhàn)時首都，只能算是末流畫家。
戰(zhàn)時雖然物力艱難，重慶的文化生活卻十分豐富，文藝家們常常舉辦專場演出或個人作品展覽。一次，沈叔羊也在夫子池的“新生活運動委員會”展覽館舉辦了個人畫展，既展出，也現(xiàn)場銷售。其中一幅畫取名為《歲朝圖》，畫中有臘梅、天竺子、花生、黃豆芽，還有一瓶茅臺酒。
黃炎培，與沈鈞儒是江蘇同鄉(xiāng)，更是志同道合者。好朋友的兒子辦畫展，他當然要去參觀。他在《歲朝圖》上看到茅臺酒，回想起早年上海報紙報道過紅軍長征過貴州占領茅臺鎮(zhèn)，戰(zhàn)士們在酒池邊以酒療傷的故事，就對沈叔羊說：“叔羊啊，我想在你的畫上題寫一首詩，你同意不同意啊！”
在中國傳統(tǒng)中，書畫作品但凡有名人在上面題跋，稱之為“添香”，作品身價倍增。沈叔羊當即欣然答應，于是將畫取下來，并為黃炎培研墨。黃炎培思索片刻，提筆寫下一首七絕：“喧傳有人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
中共南方局也十分重視重慶文藝界的動向，工作人員去看沈叔羊的畫展，回來便向周恩來匯報。一是反映國統(tǒng)區(qū)已經(jīng)知道紅軍長征的事情，二是反映畫上面有黃炎培的題詩。
周恩來聽到第一條，哈哈大笑；聽到第二條，馬上嚴肅起來，立即指示工作人員，帶錢去買下這幅畫。其時南方局經(jīng)費拮據(jù)，花錢去買一位小畫家的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來說，這幅畫聯(lián)系到兩位重要民主人士，說不定今后可能有用。沈叔羊的《歲朝圖》就這樣被南方局收購。
當他走進毛澤東會客室，第一眼就看見了《歲朝圖》，看見了自己的題詩。他明白，共產(chǎn)黨人真是拿他當朋友的。若干年后，國名黨中統(tǒng)負責人徐恩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專門提到這幅畫的事情，除大罵手下人是群飯桶外，還由衷感嘆道：“周恩來搞統(tǒng)戰(zhàn)，猶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細數(shù)吾黨同仁，難有與其相匹?！?/span>
在此后的三天中，黃炎培和毛澤東促膝長談達十幾個小時，使他對共產(chǎn)黨的主張有了更深的了解。第一天黃炎培等敘述來意，和充分說出他們對時局的看法。說到雙方商談之門并沒有關閉，毛澤東很表同意，還接著說，只為了門外有一塊絆腳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第二天彼此交換意見，幾乎每一個問題都充分討論到。時間也占得最長。第三天談出結論來了，對黃炎培他們提出的兩點主張，即一、要從速恢復商談；二、把國民大會問題的進行展緩些，毛澤東等人表示完全相同，而另外提出一些意見。黃炎培說，總之這三天的談話，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誠懇，不當做“辦交涉”，而是親親切切地談心。因為大家對于大局有相同的看法，這基本觀念是一致的。
7月4日下午，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作客。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么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huán)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fā)作，由少數(shù)演為多數(shù)，支風氣養(yǎng)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區(qū)域一步步擴大，它有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fā)展；有的為功業(yè)欲驅使，強求發(fā)展，到干部人才漸漸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huán)境到越發(fā)復雜起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是有，‘求榮取辱’的也是有?？傊?，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xiàn)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泵珴蓶|答道：“我們已經(jīng)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秉S炎培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yè)欲才不會發(fā)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于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毖影仓?，黃炎培“抱著促進國共恢復商談，召開國大，實施憲政心愿而去，卻從解放區(qū)鐵一般事實中認識到了真理?！贝蟠蟪吻辶它S炎培的許多模糊思想，使他從朦朧中看到光明燦爛的前景，成為他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回到重慶，黃炎培寫了《延安歸來》。許多朋友對他說：“這萬萬要不得，你替共產(chǎn)黨宣傳，太危險了?！彼f：“我只是用樸素的寫實筆法，秉筆直記所風所聞和所交談，絕對不加渲染，但一看就感覺到共產(chǎn)黨完全為人民服務。”他還說：“寫成付印，流傳很廣，特別是各地老輩和海外華僑，讀了《延安歸來》，了解到中國共產(chǎn)黨這樣可敬可愛，而并不是可怕?！秉S炎培說：“延安五日，益增我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敬仰?！?/span>
四、反對內亂，籌建政黨
抗戰(zhàn)以來，黃炎培到處苦口婆心地講團結抗戰(zhàn)，也曾在各種場合做了許多居中調停，寧人息事的調和周旋活動，以致被人稱為“和事佬”。但他從不計較，他說：只要能團結抗戰(zhàn)，別人說什么，我都接受。但是，隨著國共磨擦愈演愈烈，國民參政會中的一些小黨派領袖，感到以個人名義做調解工作力量有限，需要有一個松散的組織，黃炎培也有此主張。于是，他們就多次醞釀由黃炎培等發(fā)起，聚集30多位參政員，籌組“統(tǒng)一建國同志會”，明確以團結抗戰(zhàn)，調解國共關系為職志。不久，“統(tǒng)一建國同志會”成立，并在參政會上提出了建立特種委員會來調解國共關系。參政會通過了這個議案，黃炎培和張伯苓被推為特種委員會召集人。這個特種委員會開過幾次會，以后就不了了之。
“憲政期成會”和“特種委員會”的經(jīng)驗教訓了黃炎培，問題不是“調解”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進行爭取民主的斗爭，需要團結更多的人士，形成更大的力量來實踐民主，結束黨治，這一點也成了各黨派人士的共識。1939年10月，在重慶的各中間黨派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后改稱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后改稱中國農(nóng)工民主黨）、中華職業(yè)教育社、鄉(xiāng)村建設協(xié)會及部分民主人士、社會賢達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鄒韜奮、黃炎培、張瀾等，為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tǒng)治，維護國共合作大局及自身利益，集會成立了“統(tǒng)一建國同志會”。該會以“集合各方熱心國事之上層人士，共就事實，探討國是政策，以求意見之一致，促成行動之團結”為宗旨。主張實施憲政，反對內戰(zhàn)，各黨派一律平等等。1941年“皖南事變”后，黃炎培、梁漱溟等統(tǒng)一建國同志會的領導成員鑒于國內形勢的進一步惡化，更感各黨派有為民主和反內戰(zhàn)而加緊團結之必要，遂決定將“統(tǒng)一建國同志會”改組擴大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秘密成立，出席參加者：張君勱、張瀾、左舜生、梁漱溟、李璜、江向漁、冷御秋、章伯鈞、林可璣、楊賡陶、蔣勻田、丘哲等30人。并通過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政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章》等文獻。選舉黃炎培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其綱領提出：第一主張抗戰(zhàn)到底；第二主張實踐民主，結束黨治；第三要求加強國內團結。還提出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等等。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得到中共中央很高的評價，而國民黨則相當仇視。蔣介石對此十分惱怒，大罵張群無能，未能阻止民盟的成立。在民盟成立后的第三天，蔣介石把黃炎培等找去，大加責難。隨后下令封鎖民盟在國統(tǒng)區(qū)的聲音。不得已，民盟推派梁漱溟到香港籌辦機關報《光明報》。8月黃炎培辭去民盟主席職務，由張瀾繼任。10月10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機關報《光明報》在香港發(fā)表成立宣言和對時局主張的十大政綱，要求貫徹抗日主張，恢復領土主權完整，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實施憲政，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1942年1月，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至此，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有“三黨三派”之稱。
中國民主同盟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中國共產(chǎn)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影響下，在國家和民族危急的嚴重關頭，在抗日與投降、民主與獨裁兩種勢力的激烈斗爭中成立的抗日民主黨派。
抗戰(zhàn)勝利前夕，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制定戰(zhàn)后建國方案。會議特別強調，今后的中心工作在于消滅共產(chǎn)黨，只有消滅中共才能實現(xiàn)建國目標。會后，在美國的支持下調兵遣將，部署內戰(zhàn)。同時，中國共產(chǎn)黨于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確定了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政治路線，并提出成立由人民革命力量為主體的聯(lián)合政府。這樣，抗戰(zhàn)勝利后的中國就面臨著一個建立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國家，還是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歷史抉擇。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zhàn)勝利了。此時此刻的中國民族工商業(yè)者，盼望國家走上和平統(tǒng)一、獨立富強、民主自由的道路，主張和平民主，反對內戰(zhàn)獨裁，希望在良好的環(huán)境中振興民族工商業(yè)。但是，內戰(zhàn)的陰影籠罩全國。黃炎培寫了《勝利了，痛定思痛》一文，他說：“生存只有自力，這是鐵的原則，像一個國家，人家愿和你做朋友，自己不爭氣，雖好友亦愛莫能助。萬一戰(zhàn)勝者終于扶不起，戰(zhàn)敗者到熬辛吃苦以求生存，明天轉而扶助他方，興滅存亡可以易位。一部大歷史不少這種先例?！北磉_了他當時的感嘆和憂慮。
正是這個時候，中國共產(chǎn)黨為爭取和平，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8月28日下午，黃炎培等到九龍坡機場歡迎毛澤東來重慶。他滿懷和平的希望參加了許多活動，和毛澤東與中共其他領導有了更多的交往，加深了對共產(chǎn)黨的了解。在國共雙方剛剛簽定《雙十協(xié)定》后，戰(zhàn)爭陰云又愈來愈濃籠罩全國。國民黨又在各地向解放區(qū)發(fā)動進攻，內戰(zhàn)不可避免。他立刻寫出《老百姓再不能流血了》，高呼：為了八年抗戰(zhàn)，血早流干了！可憐我們吧，再不能流血了！黃炎培在參政議政會駐會委員會提出“請政府制止軍事沖突案”。他還致函國共兩黨說：“各報發(fā)表收復區(qū)軍隊雙方?jīng)_突益趨激烈，必須采取緊急處理方法，擬請就下列兩項提出商談，速決進行：一、請中央及中共雙方電令部隊，務各立即停止沖突，聽候解決；二從速組織調查團包括代表中共及第三方面人員，前往發(fā)生沖突地點，會同調查真相，或就地商決，或電報中央商談解決?！敝泄步邮芩?/span>組織調查團調查內戰(zhàn)真相的建議。周恩來接著說明國共商談的情況和國民黨發(fā)動內戰(zhàn)的真相。他把新繳獲的蔣介石頒發(fā)的“剿匪”密令，高樹勛起義的宣言以及建立民主建國軍的文件，拿給大家傳觀。他又告訴大家，國民黨新八軍等各軍在漳北發(fā)動的進攻已被擊潰，俘獲第十一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馬法伍、參謀長宋肯堂。周恩來說，我們必須發(fā)動一個全國規(guī)模的反對內戰(zhàn)運動，制止內戰(zhàn)大爆發(fā)。如果不及時制止內戰(zhàn)，政治協(xié)商會議就開不起來。他誠懇地希望民盟領導人研究和考慮。事實教育了黃炎培，于是決定投入反對內戰(zhàn)運動。他即與民盟領導人決定，由民盟出面聯(lián)系了中國經(jīng)濟事業(yè)協(xié)進會、中國勞動協(xié)會、三民主義同志聯(lián)合會、中國婦女聯(lián)合會等20多個進步團體，于11月19日下午在白象街西南實業(yè)大廈舉行反對內戰(zhàn)群眾大會，500多各界人士出席。黃炎培主持大會，會上正式宣布“陪都各界反對內戰(zhàn)聯(lián)合會”成立。黃炎培等15人為常務理事。重慶舉行反對內戰(zhàn)群眾大會后，全國各地也相繼進舉行反對內戰(zhàn)群眾大會，一個轟轟烈烈的反對內戰(zhàn)運動發(fā)動起來了。
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使人民的和平希望最終成為泡影。以此同時，中共中央提出了召開黨派會議和組織聯(lián)合政府的號召，陪都的政治形勢空前活躍，基于對當時局勢的認識判斷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政策的影響，民族工商業(yè)代表人物和與其有聯(lián)系的知識分子也奔走呼號，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zhàn)，開始醞釀成立政治團體。黃炎培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時代的呼聲和要求，認為聯(lián)合起來，組織一個自己的政治團體的時機和條件已經(jīng)成熟。自此，他全心身地投入籌建民主建國會的活動中。隨著形勢的發(fā)展，建立新政黨的籌備工作也進一步加快。在緊張籌備的關鍵時刻，10月9日，周恩來應西南實業(yè)協(xié)會邀請，發(fā)表了題為“當前經(jīng)濟大勢”的演講，肯定了工商界關心政治是個進步。周恩來的演講對籌組民主建國會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經(jīng)過24次的籌備會議，134人參加了民主建國會的發(fā)起簽名。其中，約半數(shù)是民族工商業(yè)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約半數(shù)是與工商界有密切聯(lián)系的文教界中上層知識分子和經(jīng)濟工作者。最后議定，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yè)大廈召開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缎氯A日報》次日在第二版以標題“民主建國會昨日舉行成立大會”報道：
本市消息? 黃炎培、胡厥文、李燭塵、章乃器、黃墨涵、彭一湖、施復亮等發(fā)起的民主建國會，已於昨天（十六日）下午一時假西南實業(yè)大廈舉行成立大會，到文化教育和實業(yè)界人士百幾十人。大會公推黃炎培、胡厥文、黃墨涵三人為主席團。主席黃炎培首先致詞說明該會的性質及目的，發(fā)言的的很多。通過了該會政綱、宣言和組織原則等文件，到六點半鐘討論完畢。最后由黃墨涵致閉幕詞，於高呼“民主建國萬歲”、“世界和平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聲中閉幕。
1945年12月19日，第一次理、監(jiān)事聯(lián)席會議在遷川工廠聯(lián)合會召開，互選了常務理事和常務監(jiān)事。會議選舉胡厥文、章乃器、黃炎培、胡西園、黃墨涵、施復亮、吳羹梅、李燭塵、楊衛(wèi)玉、孫起孟、章元善為常務理事，選舉李組紳、冷遹、彭一湖、張雪澄、劉丙吉為常務監(jiān)事。12月20日，召開第一次常務理事會，決定設立秘書處、財務組、會員組、分支會組、言論出版組、技術研究組、事業(yè)推廣組、對外聯(lián)絡組等辦事機構，明確了相應的負責人。其中，秘書處主任孫起孟；財務組主任黃墨涵；會員組主任章乃器；分支會組主任楊衛(wèi)玉；言論出版組主任施復亮；技術研究組主任胡厥文；事業(yè)推廣組主任章元善；對外聯(lián)絡組主任胡西園。
同時，會議決定創(chuàng)辦《平民》周刊。《平民》周刊是民建的機關刊物。其主要刊載民建成立大會通過的重要文件和成員的政見文章，宣傳民建的國是主張，溝通成員之間的聯(lián)系?！镀矫瘛分芸?span st="on" year="1946" month="1" day="12"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1946年1月12日正式出版，至2月9日共出版四期。胡厥文、黃炎培、黃墨涵為周刊發(fā)行人，具體工作由施復亮負責。周刊社址設在重慶江家巷1號。
1946年1月15日，黃炎培在舊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五次大會上發(fā)言，矛頭直指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大上的報告：“有些政府里的要人，罵熱心參與政治、要求組織聯(lián)合政府者為分贓主義。用這種話來罵人是個莫大的笑話，實在太荒謬了。這些人讀過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嗎？殊不知道你政府要人罵聯(lián)合政府和參與政治為分贓，首先就不打自招地認為你所把持的政權為贓物了，豈不是自居于竊國自盜的大盜賊的地位嗎？所以，我奉勸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鬧這種笑話了?！边@段發(fā)言，義正詞嚴，有理有據(jù)，痛快淋漓。蔣介石豈能善罷甘休，11天后，1月26日中午，正當黃炎培在和平建國會參加討論時，國民黨軍警在光天化日之下沖進黃居住的“菁園”，翻箱倒柜搜查了一個多小時。黃炎培沒有屈服，向國民黨嚴正抗議，終于迫使國民黨公開道歉。
在國共兩黨的關系史上，黃炎培及其代表的第三方人士充當著調人的角色。他奔波于國共兩黨之間，從中斡旋、調停，為的是實現(xiàn)國家的和平統(tǒng)一，經(jīng)濟發(fā)展，民強國富。然而他的努力一次次失敗了。其原因是因為他沒有看到人民的力量。他在與周恩來并肩戰(zhàn)斗中，在周恩來的引導、幫助下，逐漸轉變立場，拋棄中間路線，走上了光明大道。黃炎培說：“抗戰(zhàn)期間，我們在重慶的一群人，與中國共產(chǎn)黨負責同志保持著經(jīng)常聯(lián)系。”這里提到的中國共產(chǎn)黨負責同志，主要是指周恩來。1938年7月至1946年2月期間，黃炎培在重慶與周恩來并肩戰(zhàn)斗，同舟共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佳話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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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重慶社會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