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君
茅盾，原名沈德鴻，字雁冰，小名燕昌，筆名茅盾，1896出生于浙江省桐鄉(xiāng)烏鎮(zhèn)。他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和無產階級文化戰(zhàn)士，是中國人民大眾文藝和文化運動的奠基人，是中國進步文化的代表。青年時代，他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箲?zhàn)時期，他二度重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不懈地從事黨在國統(tǒng)區(qū)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文化工作，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yè)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yè)奮斗了一生。他同魯迅、郭沫若一起，為中國人民大眾文藝和文化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望，被國際文藝界譽為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的杰出領導人和先驅者。
茅盾生于中醫(yī)世家，其父沈永錫，幼習八股文，十六中秀才，主張維新思想，崇尚科學救國理想。其母陳愛珠，能通文理，擅長治家，卓有遠識，知曉國事，縱觀時局，是一位是罕見的女性。茅盾十歲喪父，童年時代，接受母親文理知識教育，為表達母親再造之恩，茅盾曾在長篇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和一首悼念母親的《七律》詩中寫道：“鄉(xiāng)黨群稱女丈夫，含辛茹苦撫雙雛。力排眾議遵遺囑，敢犯家規(guī)走險途。午夜短檠憂國是，秋風落葉哭黃壚。平生意氣多自許，不教兒曹作陋儒。”深情地寄托了對母親的哀思。茅盾說，“我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是我母親”。茅盾自幼習讀《世說新語》、《莊子集粹》、《芥子園畫譜》等史書，加之天資聰穎、能詩善文、國文名列前茅。1909年，茅盾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浙江湖州府中學堂，在校期間深受國文教師楊笏齋的影響，使他的國文成績名列全校第二。楊笏齋在茅盾駢體作文《記夢》中評語道：“構思新穎，文字不俗”。1911年秋季，茅盾轉入嘉興中學堂。不久，辛亥革命爆發(fā)，他熱情地迎接了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義務宣傳員。1912年，茅盾考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學，得到人稱“錢塘才子”文史講席張相先生，在作詩、填詞方面的指教，為他的詩詞寫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1913年夏，茅盾結束了四年半的中學生活，同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1916年，完成學業(yè)的茅盾來到了十里洋場的上海，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開始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五四時期，茅盾深受馬列主義理論思想的影響，致力于新文化運動，接受民主與科學及馬列主義的進步思想，投入到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工作中，并以先進知識分子的身份加入到其中，成為我黨早期的共產黨員，從此，投身于革命實踐活動中。
抗戰(zhàn)爆發(fā)后，茅盾曾于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1942年12月至1946年3月，兩進山城重慶，投身于抗戰(zhàn)文藝運動和民主革命洪流之中，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重慶，他堅定不移為宣傳抗戰(zhàn)“奔走”和“吶喊”。1940年10月，茅盾惜別兒女，告別曾經生活、工作過的延安。應周恩來電邀來到重慶，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他受到周恩來夫婦熱情會見和接待，在會見中他欣然接受周恩來及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的委派，而前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擔任常委，在周恩來和文委的領導下，他利用著名作家的身份及在文化界的社會影響力，以筆為戈，針砭時弊，鼓動民眾，并致力于國統(tǒng)區(qū)抗戰(zhàn)文藝運動。
重慶于武漢淪陷之后，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國民政府的戰(zhàn)時首都。全國各地許多文藝工作者懷著到后方開辟文藝基地、共同創(chuàng)建抗戰(zhàn)文藝的愿望云集重慶。然而當時的重慶，雖為國民政府戰(zhàn)時首都卻因到處被國民黨軍警、憲、特所把持，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tǒng)治下，這里并非是文化人創(chuàng)作、生活的“樂土”。而國民黨當局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倒行逆施的方針政策，不僅以重兵壓境破壞民眾抗日，而且還千方百計地取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簡稱“三廳”）和文工會，阻礙中國共產黨宣傳發(fā)動民眾抗日運動。1940年10月1日，國民黨借改組軍委會政治部之機撤銷了三廳，決定在政治部內另成立一個文工會，企圖把郭沫若為首的一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排擠出去。周恩來進行了堅決斗爭，經與國民黨斡旋后，1940年10月文工會組成，12月正式向社會宣布成立。
新組成的文工會由郭沫若任主任，陽翰笙任副主任，茅盾、田漢、洪深等任專任委員。國民黨雖對文工會作了種種限制，但在周恩來和文委及郭沫若的領導下，在團結國統(tǒng)區(qū)著名文化人士，發(fā)展和壯大抗戰(zhàn)文化事業(yè)，促進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方面繼承和發(fā)揚了三廳時期的戰(zhàn)斗作用。茅盾在重慶接受周恩來和文委的領導，他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以黨外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士的身份，經常參加文工會、全國文藝家抗敵協(xié)會、中蘇文化協(xié)會等組織的各種集會、講演及重慶文化界組織開展的抗日民族文化運動。1940年11月，茅盾參加了《戲劇春秋》雜志社在天官府街7號舉行的座談會。在會上，茅盾著重介紹了延安開展文藝與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情況。1940年12月8日，茅盾與陪都重慶進步文化界人士老舍、郭沫若、沈鈞儒、陳銘樞、王昆侖、鄒韜奮等參加蘇聯對外文化協(xié)會代表米克拉舍夫斯基在中蘇文化協(xié)會內的“文化之家”舉行聯誼會。為了推動國統(tǒng)區(qū)抗戰(zhàn)文藝運動，茅盾時常忙于各種社交活動，茅盾曾回憶那時在重慶的生活時寫道：“重慶的生活節(jié)奏比延安急速，單單各種社交活動——官方的、半官方的，非官方的，以及私人的集會和會晤，便應接不暇，我常常像“華威先生”那樣寫個不停，一天下來，精疲力竭。不過，這些活動多數還是重要的，或者有政治意義，我不得不去的?！?span lang="EN-US">[1]茅盾在繁忙之中，仍操持大型進步文學刊物《文藝陣地》的復刊工作，經過數月的艱苦操勞，1941年1月10日，《文藝陣地》六卷一期，在重慶復刊?！段乃囮嚨亍返膹涂粌H沖破了國民黨在重慶實行的政治高壓政策和扼殺文化的政策，而且成為聚集重慶進步文化人，高揚抗戰(zhàn)進步文化的文藝陣地。《文藝陣地》內容豐富、特點鮮明，作家陣容十分強大，有沙丁的小說《老煙的故事》，艾青的長詩《馬蒂夫人像》，張?zhí)煲淼恼撐摹墩摗窗?span lang="EN-US">Q正傳〉》，及戈寶權的譯文等。茅盾在《文藝陣地》復刊上發(fā)表了謳歌陜北根據地人民動人情景的散文《風景談》。這篇散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名篇佳作，并受到南方局文化工作負責人董必武的肯定：“《風景談》寫得很好！那些審查官低能得很，你談風景，他們就沒有辦法了”。[2]此后，茅盾接著又針對重慶一股所謂“航空姿態(tài)”的濁流，寫了《“時代錯誤”》、《我的一九四一年》、《談“中國人真有辦法”之類》等雜文。
1941年1月，因“皖南事變”發(fā)生，政局突變。此時重慶到處彌漫著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為應對時局變化提出了：“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著手組織疏散在重慶的進步人士，其中包括文藝界的進步文化人。2月下旬，周恩來在曾家?guī)r50號約見茅盾，對他說道：“很對不起，我剛剛把你從延安請到重慶，沒想到政局會發(fā)生這樣大的變化，現在又要請你離開重慶了。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夏衍、范長江、韜奮先生都要到香港，以群也打算去香港?！敝芏鱽聿粌H誠請茅盾離開重慶前往香港，為其安全離開還親自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周恩來的關心和文委嚴密的護送下茅盾被秘密轉移到離重慶約20公里的南溫泉，被安置住在黃炎培創(chuàng)辦的中華職業(yè)教育社里，等待出發(fā)。在茅盾即將離渝前，他回想自己為奔赴抗戰(zhàn)從蘇嘉路上出發(fā)，輾轉香港，受困新疆，到達延安，短暫重慶，又將赴香港，他心潮起伏，文思泉涌，在離渝前的20多天里，天天伏案疾書一氣呵成寫下了六篇大作，即《蘭州雜碎》、《風雪華家?guī)X》、《白楊禮贊》、《京西插曲》、《市場》、《霧重慶拾零》。以雜感式的散文，記錄這兩年在內地的見聞。其中《白楊禮贊》成為茅盾文學寶庫里的一顆明珠，寫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意志。3月中旬，茅盾離開南溫泉，告別了重慶。在途經桂林時，茅盾再度思念重慶的繁忙生活和離別之情，感慨萬千，寫下了《渝桂道中口占》一詩：“存亡關頭逆流多，森嚴文網意如何？驅車我走天南道，萬里江山一放歌。”
在周恩來和文委的部署下，茅盾及家人經貴陽、桂林，安全抵達香港。在香港期間，茅盾再次以抗戰(zhàn)題材作為創(chuàng)作的素材，以自己在重慶的所見所聞作為創(chuàng)作的背景，通過抗戰(zhàn)初期，許多熱血青年，投身抗戰(zhàn)，卻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用戰(zhàn)地服務團等假招募，而被強迫參加特務組織，使這些愛國青年身陷國民黨特務把持的軍、警、憲、特機關，揭露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兇狠、奸險和殘忍，對純潔青年的殘害，對民主運動和進步力量的血腥鎮(zhèn)壓。反映了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重慶的黑暗統(tǒng)治，塑造了那些敢于向反動勢力斗爭的青年形象，還把“皖南事變”寫進小說中，這就是茅盾用日記體寫成的小說《腐蝕》。當時，小說在香港發(fā)表，一時引起讀者們強烈反響，很快流傳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qū)，被作為中共干部必讀書，推薦為內部學習材料?！陡g》成為國內出版最多的一部小說，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實屬罕見，但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卻被大肆搜查、禁止發(fā)行和出版。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攻陷香港，港口、碼頭被日軍嚴密封鎖。在港文化界人士的安危，受到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的高度關注，為了秘密營救在港進步文化人士，周恩來親臨指導和部署文委進行精心策劃，派出精兵強將，下達指示令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坐鎮(zhèn)寶安，不惜付出多么大的代價，也要把在港進步文化人士秘密營救出來，一場歷時半年、行程萬里、跨越十余省、救援人數800余人，史無前例的秘密大營救開始了。這次營救工作是抗戰(zhàn)以來，在香港戰(zhàn)史上，或者香港文化史上最驚心動魄的壯舉。茅盾則在營救人員之列，茅盾歷經了秘密大營救的洗禮，于1942年12月23日，風塵仆仆再次回到兩年前秘密離開的重慶。
茅盾再次回到重慶，他又將在周恩來和文委的領導下，致力于國統(tǒng)區(qū)抗戰(zhàn)文藝運動，而時感欣慰。他在重慶參加各種公開集會，諸如魯迅紀念會、“文協(xié)”紀念會、作家祝壽會，以增強與文化界人士的團結，鼓舞同仁們斗志。1944年4月9日，茅盾參加了為老舍先生的祝壽活動，撰寫了《光輝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的賀章，他文中寫道：“去年冬天他割治了盲腸炎，臥床且數月之久，朋友們都尉他的健康擔憂，但上月文協(xié)理事開會，他特地從北碚趕來而出現于眾朋友的面前，他使得我們的憂慮為之一寬。”片片數語真情地道出對老舍先生健康的關心。4月17日，茅盾出席了重慶文化界在百齡餐廳舉辦紀念老舍創(chuàng)作20周年茶會，并在茶會作了發(fā)言。
茅盾二度重慶，致力于中蘇民族文化的交流。1943年11月7日，茅盾與馮玉祥、邵力子等聯名發(fā)表《中國文化界給蘇聯領袖和人民的信》，慶祝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贊揚蘇聯反法西斯斗爭的偉大勝利。1944年10月14日，茅盾與郭沫若、沈鈞儒等150人，代表中國文化界聯名致電蘇聯科學院院長柯馬洛夫，祝賀他75壽辰，贊譽他：“真正的科學家一定能成真正的民主戰(zhàn)士”。茅盾在擔任中蘇文化協(xié)會主編時，主編了《蘇聯文學叢書》，該書由重慶文光書局在1945年6月出版。對叢書中譯作，茅盾認為，譯文與原文“達到極準確的程度”而非常滿意。期間，他翻譯了巴甫連科的《復仇的火焰》、格羅斯曼的長篇《人民是不朽的》、卡捷耶夫的兒童小說《團的兒子》和《蘇聯愛國戰(zhàn)爭短篇小說譯叢》等不少蘇聯作品，又以中蘇文化協(xié)會研究委員會的名義與戈寶權、葛一虹等人翻譯了羅斯金著的《高爾基》，1948年北門出版社出版了《高爾基》，并被郭沫若稱贊譯文為：“至為簡明扼要，善能傳神”。茅盾在重慶為中蘇兩國文學交流的鞏固和發(fā)展，架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梁。
茅盾在重慶擔任自強出版社創(chuàng)辦的《新綠叢輯》主編，期間，他將全部身心撲在叢書的看稿選稿上，并給叢書每本書寫序，先后出版了《脫韁的馬》、《遙遠的愛》、《沒有結局的故事》、《小城風月》等作品。在他兢兢業(yè)業(yè)的工作中，關心和扶植了許多無名作家，這成為茅盾在重慶的一大貢獻。其中有重慶著名的女企業(yè)家胡子嬰，向茅盾請教寫作小說之事。1944年早春時節(jié)，被中國婦女界稱為“人杰”的胡子嬰來到位于唐家沱茅盾寓所，登門拜訪，真誠求教寫作小說的方法，事后，茅盾像輔導小學生式的耐心的指教。胡子嬰在茅盾的指導下撰寫完成了描寫民族工商業(yè)者在抗戰(zhàn)中的苦難經歷的小說。后經過茅盾反復修改，及在原稿上作了細密的文字修飾，并推薦出版，最終胡子嬰署以“宋霖”筆名的書《灘》由開明書店出版，在重慶《在公報》的文藝副刊上，茅盾特地發(fā)表了一篇書評：《讀宋霖的小說〈灘〉》。
在重慶茅盾時常關注抗戰(zhàn)現實環(huán)境中青年的文藝創(chuàng)作問題。1942年，茅盾指導“突兀文藝社”的青年開展文藝創(chuàng)作成為一段佳話。茅盾回憶：“……我的社會活動，還包括為一些文學青年當義務輔導員。其中與突兀文藝社的某些成員關系尤為密切。突兀文藝社是重慶一些大中學生組織的文學團體，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結識了其中一位社員而聯系上了。那青年叫胡錫培（田苗），是唐家沱載英中學的高中學生，家住市區(qū)，周末常與我同乘一條船進城，就認識了。后來由他引來了‘突兀文藝社’的其他成員，常在我家聚會，討論文學創(chuàng)作的各種問題。這些青年思想都很進步，于文學又有一定的基礎，是一伙很有希望的文學幼苗。我常給他們修改習作。后來，他們集資創(chuàng)辦了一個刊物《突兀文藝》，我為他們題了刊頭，并寫了一篇文章《什么是基礎的》鼓勵這些文學青年?！?span lang="EN-US">[3] 茅盾在《什么是基礎的》一文中寫道：“從事文藝寫作的人，應當有冷靜的頭腦，熱烈的心腸。正確的思想，和廣博的知識。就這四項，是基本的。具備了這四項，然后所謂‘向生活學習’也者，不至于成為一句空話?！彼岢龅奈膶W“基本四項”讓突兀社員明白了文學創(chuàng)作前應怎樣進行自我準備。同時，茅盾還重點闡釋了生活與創(chuàng)作的辯證關系：“有人強調生活經驗之重要性，好像只要有了生活，便什么都不成問題了。然而假使你不先有了正確的思想，和廣博的知識，你會迷失在生活的茫茫蘗海中，若干現象你將不能理解，若干現象你將認識錯誤，現象中的若干因與果你將茫茫無知，結果，盡管你飽經憂患，盡管你做過實際工作，或者，甚至干過三百六十行，可終于你是個糊涂蟲……然而，‘沒有生活’也不行。這還不是說，‘沒有生活’你的題材會匱乏。這是說，倘‘沒有生活’則你雖然有正確的思想，也將僵化為公式與教條；雖有廣博的知識，亦將流為空洞迂腐。結果，正確的思想，會做出錯誤的結論；而廣博的知識，會在現實面前碰壁跌跤。”最后，他總結道：“因此，對于青年朋友，我不大愿意公式地而又時髦地只捧出‘向生活學習’，或者‘充實生活’之類的箴言，而寧愿獻給他們兩句老生常談：正確的思想，和廣博的知識。至于什么技巧上的修養(yǎng)，我倒以為尚屬第二義?！泵┒艿臒崆殛P注，不僅親自擔任突兀社的創(chuàng)作輔導員，還幫他們修改習作，為小說集《純真的愛》寫序，指導和鼓勵突兀社的文學青年，稱他們?yōu)椤昂苡邢Ｍ奈膶W幼苗”。1945年秋，重慶《新華日報》為祝賀茅盾50壽辰發(fā)起舉辦“茅盾文藝獎金征文”，征求反映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突兀社發(fā)動社員征文活動，最后評獎揭曉，獲甲等獎的3篇作品中，有兩篇是突兀社員的作品，它們是田苗的《互替的兩船夫》與木人的《豐收》。突兀社由中學走向大學走向社會的發(fā)展歷程中，始終堅持“關注現實人生，反映社會下層，作民眾的代言人，為民眾呼喊”的文藝傾向，體現了茅盾這一指導思想的影響，并得到國統(tǒng)區(qū)文學青年與社會的認同，突兀社在茅盾指導和鼓勵下成為抗戰(zhàn)時期活躍于重慶的頗具規(guī)模與影響的校園文藝社團。
1942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確定了中國文藝運動的基本方向。1943年11月1日，《新華日報》發(fā)表社論《文化建設的先決條件》。首次公開闡述了《講話》精神，1944年1月，《新華日報》節(jié)錄發(fā)表了《講話》的基本論點，成為南方局領導國統(tǒng)區(qū)展開的文藝整風運動。1944年5月27日，由郭沫若主持，茅盾、陽翰笙等文藝界人士參加《講話》精神的座談會。茅盾結合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文化運動的實際，論述了應當如何對待歌頌與暴露的問題：“歌頌的對象是堅持民主，為民主而犧牲私利己見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力量及能促進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對抗戰(zhàn)有利對民主的實現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4]以此倡導作家要擴大生活的領域，描寫群眾的痛苦和要求，作品形式要大眾化。茅盾認為，文藝大眾化主要是指作家們要努力使用大眾的語言創(chuàng)作人民大眾看得懂、聽得懂，能夠接受的，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這里包括通俗文藝讀物，也包括名著）。他在《文學月刊》曾發(fā)表《問題中的大眾文藝》一文中提出：“不能使大眾感動，仍舊不是大眾文藝”。他從一個作家的觀點來思考中國文藝大眾化問題。茅盾在《抗戰(zhàn)以來文藝理論的發(fā)展》一文中強調“民族形式”的建立，作家自己必須“要有正確認識”。茅盾建議，《文哨》雜志應多刊登反映農村生活的文學作品，注意農村文藝青年。
抗戰(zhàn)后期，隨著日軍瘋狂進攻，日軍攻占了貴州獨山，國內國際局勢急劇變化，國民政府首都重慶一度遭致危機，在國難當頭之際，正值重慶民主運動日愈高漲，茅盾與重慶文化界人士紛紛站在抗戰(zhàn)民主運動的前列。1944年，茅盾創(chuàng)作劇本《清明前后》，揭露了國民黨當時震驚全國的“黃金案”，表達大后方人民追求民主進步的強烈愿望，使茅盾從一名文化戰(zhàn)士轉變成為一名民主戰(zhàn)士。1944年7月8日，茅盾與沈鈞儒、張申府等人聯合致電廣西黨政軍學界，表示響應桂林文化界關于保衛(wèi)東南的呼吁，力主“采取民主辦法，組織人力物力，堅持到底”。同年9月，茅盾參加了重慶、昆明文藝工作者舉行關于文藝的民主問題座談會，會議討論“文藝工作者的切身問題”。茅盾在《為詩人們打氣》一文中寫道：“思有所寫作，而動輒犯禁忌，思欲深入社會以充實生活，則障壁重重，處處遇鬼打墻?！眱A吐了重慶“籬笆”下的痛苦，深感欲寫不能，欲罷不忍，呼吁給作家以民主自由。1945年春，國統(tǒng)區(qū)文化界、文藝界要求民主的簽名運動和宣言的公開發(fā)展，標志著民主運動和文藝運動走向新的高潮。同年2月22日，茅盾、郭沫若等312人發(fā)表了聯合宣言——《文化界時局進言》，把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呼吁“全國人士，敞開胸襟，把專制時代的一切陳根腐蒂打掃干凈，貢獻出無限的誠意、熱情、勇氣、睿智，迎接我們民主勝利的光明前途?！边@個宣言在《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公開發(fā)表之后，在重慶乃至全國引起極大的震動和反響，蔣介石大為惱怒，下令追查此事，后發(fā)現是文工會組織發(fā)起的，更是怒不可遏，并悍然解散文工會。同年9月1日，《新華日報》發(fā)表題為《為筆的解放而奮斗——“九一”記者節(jié)所感》的專論，猛烈抨擊了國民黨的檢查制度。茅盾、老舍等著名文化界人士發(fā)表文章，對重慶文化界發(fā)起的“拒檢”運動表示堅決支持。1946年1月8日，舊政治協(xié)商會議開會前，茅盾、陽翰笙等30人代表重慶文化界聯名發(fā)表《致政治協(xié)商會議代表會》。其中，文藝工作者嚴正提出要求切實解決與文化教育有關的一系列具體問題。文化界的兩次簽名進言，讓茅盾等進步文化人從文化宣傳舞臺開始走向中國政治舞臺。
在國民黨當局的大肆淫威下，茅盾等進步文化人并未膽怯，他們更為從容地參加各種座談會、集會、討論會，以寫文章來顯露其文化戰(zhàn)士的戰(zhàn)斗力。其中，以中共為茅盾祝壽和舉辦慶祝活動，以致推動重慶的民主運動。正如，周恩來在茅盾祝壽活動時指示：為個人祝壽，并不是個人的意思，是對當前民主運動的一個推動。1945年6月，《新華日報》登出一則消息：“本年6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讀，文化界由郭沫若、葉圣陶、老舍發(fā)起，正積極籌備慶祝他的五十誕辰和創(chuàng)作生活二十五年紀念?！?span lang="EN-US">6月24日，在白象街西南實業(yè)大廈舉行了慶祝茅盾誕辰的茶話會。文化界五六百人聚集，中共代表王若飛出席了茶會。沈鈞儒主持會議，柳亞子、馬寅初、馮雪峰等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于立群代表中華全國文協(xié)作祝詞，盛贊茅盾的文德：“嚴謹的態(tài)度，細密的文字，無盡的篇幅，不屈的操守，您的這些工作特點與處世精神，使您成為我們的燈塔，我們的表率，我們的模范。敬祝您的健康與努力?！瘪T玉祥在賀幛中寫道：“黑桃、白桃和紅桃，各桃皆可作壽桃，文化戰(zhàn)士當大衍，祝君壽過期頤高?！壁w丹、金山、張瑞芳朗讀了茅盾作品《子夜》中的對白。會上，重慶正大紡織染廠陳之一送來十萬元支票，指定作為茅盾文藝獎金。茅盾作了答謝詞：“……五十年來，我看到了多少中國優(yōu)秀的兒女犧牲了，我自己也是從血泊中走過來的，而現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擔負了比我們這一代更重的擔子，他們經歷著許多不是他們那樣年齡所需要經歷的事，看到這一切又想到這一切，我覺得我更有責任繼續(xù)活下去，繼續(xù)寫下去，抗戰(zhàn)的勝利已在望了，然而一個民主的中國還有待我們去爭取，道路還很艱難。我準備再活二十年，為神圣的解放事業(yè)做一點貢獻，我一定要看見民主的中國的實現，否則我就是死也不會瞑目的?！被顒赢斕?，中共在《新華日報》上編發(fā)紀念?？跞麸w發(fā)表了《中國文藝界的光榮，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的文章，高度評價茅盾的成就和貢獻，肯定了茅盾文藝創(chuàng)作方向。這樣的祝壽活動不是一般紀念性的，帶有明確的政治鼓動性，因而對于促進抗戰(zhàn)文藝界沖破國民黨當局的文化專制主義統(tǒng)治，使抗戰(zhàn)文藝運動向縱深發(fā)展，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重慶文藝界大張旗鼓地慶祝茅盾50誕辰，把茅盾二度重慶的生活推向輝煌的高潮。
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共產黨為適應新形勢，將反內戰(zhàn)反獨裁的宣傳陣地向華東的中心城市上海轉移。1946年3月16日，茅盾結束了在重慶生活，攜家人抵廣州，繼續(xù)在國統(tǒng)區(qū)領導革命文化工作。1946年5月26日，茅盾夫婦回到闊別八年半的上海。
茅盾二度重慶工作與生活，他在周恩來及文委的領導下，為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事業(yè)和國統(tǒng)區(qū)抗戰(zhàn)文藝運動，竭力“奔走”與“吶喊”。他用犀利的筆鋒針砭時弊，直指國統(tǒng)區(qū)黑暗的政治與文化，鞭辟入里且洗練剛健地揭露國民黨文化專制主義統(tǒng)治，成為一名真正的抗戰(zhàn)文化先鋒戰(zhàn)士。他歷經戰(zhàn)亂的硝煙，目睹國破家亡，人民流離失所的苦難，而無懼國民黨的淫威，堅持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他以抗戰(zhàn)為主題創(chuàng)作《腐蝕》、《白楊禮贊》、《清明前后》等優(yōu)秀作品，涌動著時代脈搏，折射出社會風云，著力表現時代造就人的新精神風貌的巨大力量，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成為中華民族文學寶庫中璀璨之瑰寶，為世人所頌揚，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茅盾二度重慶工作與生活，他為重慶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增添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時至今日，重慶巨變。茅盾雖已離去，其風骨卻猶存。
（作者單位：重慶紅巖聯線文化發(fā)展管理中心）
為抗戰(zhàn)民主鼓與呼的鄒韜奮
徐光煦
鄒韜奮（1895.11.5—1944.7.24），江西省余江縣人，我國現代著名新聞記者、政論家、出版家。原名鄒恩潤，“韜奮”是他主編《生活》周刊時所用的筆名，“韜是韜光養(yǎng)晦的韜，奮是奮斗的奮。一面要韜光養(yǎng)晦，一面要奮斗”，[5]意在自勉延志。郭沫若曾就他的筆名作一副對聯：“韜略終須建新聞，奮飛還待讀良書?！编u韜奮出生在福建永安，1909年考取福州工業(yè)學校，后就讀于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1919年9月破格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文科學習，1921年7月畢業(yè)獲文學學士學位。1922年，鄒韜奮擔任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編輯部主任，主編《教育與職業(yè)》月刊，參與該社發(fā)起的職業(yè)指導運動和社會調查活動，從此步入了他的新聞出版政治生涯。
一、創(chuàng)辦“生活”報刊，歷盡“生活”艱難歲月
從1926年到1939年，鄒韜奮從接辦《生活》周刊，先后創(chuàng)辦了《大眾生活》周刊、《生活日報》、《生活星期刊》，重建《生活日報》。這一系列反映中華民族爭取民主和解放的“生活”報刊，見證了“生活”的艱難歷程。
1925年10月由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主辦的《生活》周刊在上海創(chuàng)刊，初由王志莘主編，以宣傳職業(yè)教育為宗旨。1926年10月起由鄒韜奮接任主編，鄒韜奮決定根據社會和讀者需要，從內容到形式對《生活》周刊進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接辦《生活》周刊三年后，從1929年10月第5卷起，由單張改成16開本，發(fā)行增達八萬份，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達12萬份。[6]內容上，《生活》周刊逐漸從單純討論“職業(yè)教育”和“青年修養(yǎng)”轉而討論社會問題，確定該刊的宗旨為“暗示人生修養(yǎng)，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力圖“求有裨益于社會上的一般人”，對于社會上的貪污腐化等現象，不免要迎頭痛擊，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鄒韜奮的經營下，它漸漸變?yōu)椤爸鞒终x的輿論機關”。[7]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鄒韜奮接連在《生活》周刊上發(fā)表文章，痛陳國事，號召全國未死盡人心的人“組織起來，擴充起來，共同奮斗，共同制裁已死盡人心的人之行為”。他積極支持各地的愛國運動，并以實際行動為十九路軍等愛國志士籌集資金，奔走呼喊。此外，他還以犀利的筆鋒，對國民黨當局的妥協(xié)退讓政策及其賣國行徑進行猛烈抨擊?！渡睢分芸吲e“抗日救國”的旗幟，成為以宣傳團結抗戰(zhàn)、譴責投降賣國為中心內容的輿論陣地。1933年初，鄒韜奮加入宋慶齡、蔡元培等發(fā)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選為執(zhí)委，之后，便積極投入到爭取民眾自由權利的民主運動中。鄒韜奮的愛國民主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和忌恨，鄒韜奮及《生活》周刊遭至迫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導人之一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鄒韜奮也被列入黑名單，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國。年底，《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鄒韜奮乘坐意大利油輪“佛爾第號”離開上海，前往歐洲，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蘇聯和美國，搜集了大量寶貴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見所聞，作了許多心得筆記，終成《萍蹤寄語》。經過漂流海外兩年的實地考察和參觀學習，鄒韜奮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和提高，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中，逐步將立場、觀點和方法轉到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1935年5月，國民黨政府封閉了《新生》雜志，并逮捕了主編杜重遠，鄒韜奮對此深表不滿，毅然決定回國。1935年11月16日，鄒韜奮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大眾生活》周刊。在《創(chuàng)刊詞》中明確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封建殘余的鏟除，個人主義的克服”三大目標，從而徹底拋棄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將自身事業(yè)融進國家和民族解放的時代洪流中來。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fā)，《大眾生活》以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和無畏的戰(zhàn)斗風格，對這場抗日救亡運動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和聲援。鄒韜奮在報刊上接連發(fā)表評論，痛斥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并對學生的愛國救亡運動，進行大力宣傳和熱情支持。他高度贊揚了學生救亡運動，認為“這是大眾運動的急先鋒，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確以民族解放斗爭為前提的人們，應該“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爭的大旗以血誠擁護學生救亡運動，推動全國大眾的全盤的努力奮斗！”《大眾生活》因此受到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銷售量達到20萬份。12月，鄒韜奮又與沈鈞儒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鄒韜奮當選為執(zhí)行委員。次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鄒韜奮又被選為執(zhí)委?！洞蟊娚睢穼嶋H上成為救國會的會刊，它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救亡運動的發(fā)展，為民族解放事業(yè)的實現作出了重大貢獻。1936年2月29日，《大眾生活》出至第16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鄒韜奮決定暫避鋒芒，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鄒韜奮到達香港后，和好友金仲華一起籌辦《生活日報》。經過幾個月的日夜苦干，克服人力、財力種種困難，于1936年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報》。在發(fā)刊詞中，鄒韜奮明確提出：“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力求“從民眾的立場，反映全國民眾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該報問世后，積極宣傳抗戰(zhàn)救亡思想?！渡钊請蟆钒l(fā)行后不到兩月，影響所及甚遠，有力地推動了西南的愛國救亡運動。但鑒于香港偏安一隅，交通不便，信息閉塞，鄒韜奮遂根據讀者要求，宣告從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移至上海的《生活日報》，因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干涉而未能復刊，鄒韜奮根據實際情況，將該刊副刊“星期增刊”復刊，并加以擴充，更名為《生活星期刊》，繼續(xù)在上海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愛國運動。
1936年11月22日，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鄒韜奮和救國會的其他領導人沈鈞儒、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時等七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243天的獄中生活里，鄒韜奮始終以一個堅強的愛國民主戰(zhàn)士的姿態(tài)，同反動派針鋒相對，表現出無畏的革命風范及英勇的斗爭精神。迫于進步人士強烈要求釋放“七君子”的壓力，1937年7月31日，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鄒韜奮等7人釋放出獄。8月19日，鄒韜奮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抗戰(zhàn)》三日刊，1938年7月該刊與《全民》周刊合并，更名為《全民抗戰(zhàn)》三日刊。為了滿足全國各界朋友的愛國民主要求，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戰(zhàn)》戰(zhàn)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戰(zhàn)》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戰(zhàn)畫報》六日刊。這些刊物均以宣傳抗戰(zhàn)救國，爭取民主權利為中心內容，波及范圍之廣，影響力之大，在當時均屬罕見?！度窨箲?zhàn)》銷售量突破30萬份，居全國刊物發(fā)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動了愛國民主運動的發(fā)展。[8]
鄒韜奮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編的《生活》周刊及系列“生活”報刊，以反對內戰(zhàn)和團結抗敵為根本目標，成為國內宣傳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
二、經營生活書店，進步書刊遍及全國
生活書店誕生于30年代民族危難之時，面臨國土淪喪、民生凋敝的局面，呼吁抗戰(zhàn)，挽救危亡已是全民族的要求。作為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代表人民的輿論喉舌和廣大群眾呼聲、站在斗爭前列的鄒韜奮，在他創(chuàng)辦的刊物和生活書店的事業(yè)中，百折不撓，始終高揚愛國救亡的大旗，并與國民黨反動派作著不懈的斗爭。
1932年7月，鄒韜奮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出版政治和進步讀物出版社生活書店成立，其前身是生活周刊社書報代辦部。1933年7月，在生活書店基礎上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選舉鄒韜奮、杜重遠、徐伯昕、畢云程、王志莘為理事，理事會選舉鄒韜奮為總經理。創(chuàng)時僅有職工30人左右，登記資本2000元。到1935年 12月向國民政府實業(yè)部作商號注冊時，資金數已達十萬元。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生活書店有設在上海總店及廣州、漢口兩處分店，12月，生活書店在重慶、西安、長沙成立分店?？箲?zhàn)爆發(fā)后不到一年時間，在全國14個省擴充到55個分店。1938年1月，成立生活書店編審委員會，鄒韜奮、胡俞之、范長江、金仲華、錢俊瑞、柳湜、張仲實為委員，總店移漢口。
1938年2月，周恩來首次在武漢與鄒韜奮見面時就說：“我們還沒見面的時候已經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國會的抗日主張和我們是一致的，愛國七君子的風節(jié)我是很佩服的?！?span lang="EN-US">[9]談話中，周恩來關切地詢問了鄒韜奮出獄后的身體和家庭情況，向他分析抗戰(zhàn)的形勢和任務，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同時又詳細詢問了文化界和一些愛國知識分子的情況。并懇切地表示，共產黨愿意大家一起奮斗，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臨別時，周恩來強調，愛國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無論什么時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共產黨一定盡可能地幫助解決。自初次會見之后，周恩來經?？赐u韜奮，鄒韜奮遇到問題時也都要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也總是推心置腹地和他一起討論、共同分析，還字斟句酌地為他修改文章。鄒韜奮在與周恩來的長期交往中建立了真摯的友誼，也更加深了對共產黨的認識。他后來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說：“周恩來先生的確是我的良師益友”，“是我畢生最可敬佩的朋友?！?span lang="EN-US">[10]他數次邀請周恩來到生活書店為職工作抗戰(zhàn)形勢的報告，并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他曾請中共黨員錢俊瑞作為他的入黨介紹人，后又當面向周恩來提出這一要求。周恩來曾勸說他以黨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開展工作，與以一個共產黨員微分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樣的，這是黨需要他這樣做。鄒韜奮欣然接受了這一意見，堅定地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遇事主動聽取黨的意見和指示，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黨外布爾什維克。[11]
10月，漢口失守，生活書店遷往重慶，并改稱生活書店總管理處。生活書店遷到重慶后，堅持抗戰(zhàn)進步書刊的編輯出版，編印了適合大眾閱讀的抗戰(zhàn)讀物《戰(zhàn)時讀本》100余萬冊和《大眾讀物》300余萬冊，繼續(xù)編輯出版《全民抗戰(zhàn)》、《生活》周刊、《世界知識》、《讀書月報》、《戰(zhàn)時教育》、《婦女生活》等十余種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大型刊物[12]。書店還在桂林和香港設立了西南、東南兩個管理區(qū)，編輯出版了大量傳播進步文化思想的書籍。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對進步文化出版事業(yè)也加緊摧殘。鄒韜奮經營多年的生活書店50多處分店除重慶一地外，其他各地分店均被封閉或限期停業(yè)。鄒韜奮的處境也十分危險，但他堅持革命立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為了鄒韜奮的安全，1941年2月10日，周恩來與鄒韜奮及其夫人徹夜長談，要他離開重慶。并親自安排他們秘密離開重慶經桂林轉移到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陣地，同時對生活書店如何做好隱蔽疏散工作進行了具體安排。2月下旬，鄒韜奮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秘密離開重慶。鄒韜奮同各方面接觸多，認識他的人也很多，南方局指定胡繩陪他走，還要胡繩裝作不認識，暗地照顧。鄒韜奮化裝由重慶到貴陽，而后經桂林乘飛機到香港，于3月5日飛抵香港。在香港朋友舉行的便宴上，鄒韜奮莊嚴聲明：“我們不是為逃難來的，而是為堅持抗戰(zhàn)，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創(chuàng)辦民主報刊而繼續(xù)戰(zhàn)斗來的！”[13]1941年底香港淪陷，周恩來又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要想盡一切辦法把在港抗日文化戰(zhàn)士搶救出來，并特別強調要派人幫助鄒韜奮離港。1942年2月，周恩來電囑南委書記方方：鄒韜奮即照來電處理，其夫人子女“可暫住桂林，我們按月送津貼，他本人去蘇北轉華北”，“指定專人負責”接待他，“以免暴露”。[14]鄒韜奮從香港脫險后，化名“李尚清”隨東江游擊隊行動。當時，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連貫得到情報，國民黨當局已得知鄒韜奮從香港回到內地，正密令各地特務嚴密偵察他的行蹤，并指令特務機關“一經發(fā)現可就地解決”。周恩來得知后，立即電告東江縱隊司令部，一定要鄒韜奮就地隱蔽，保證他的安全。于是鄒韜奮由胡繩護送暫時隱居廣東梅縣鄉(xiāng)間。[15]1942年夏，國民黨當局又派人到廣東探尋鄒韜奮的蹤跡。鄒韜奮的朋友專程到重慶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當即派人轉告鄒韜奮，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并使他更好地為革命發(fā)揮作用，建議他到蘇北抗日根據地，也可轉往延安。12月，在黨組織的護送下，鄒韜奮經上海轉赴蘇中抗日根據地。此后在根據地的觀察研究，使他看到了新中國未來的曙光。他說：“當我在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親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身上的精神，發(fā)揚抗戰(zhàn)力量，堅持最殘酷的斗爭，并團結各階層以解決一切困難的情形，我的精神極度興奮，我覺得年輕了，我對于偉大祖國更看出了前途光明。”[16]在蘇中抗日根據地，鄒韜奮向接待他的中共華中局蘇中區(qū)黨委委員劉季平鄭重表示了入黨的要求，并希望實現前往延安的愿望。就在從上海轉入蘇中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鄒韜奮被診斷出患慢性中耳炎，后經醫(yī)生進一步診斷為癌癥，1943年2月初，因病情加重，被黨組織秘密護送回上海治療。
三、履行參政職責，促進團結抗戰(zhàn)
抗日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本對華政策從軍事進攻為主轉變?yōu)閷顸h政治誘降為主，同時加強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進攻。在此方針影響下，國民黨內部消極抗日，對日妥協(xié)投降的傾向日益明顯，其政策的主導方面也從積極抗日轉為消極抗日。在對內政策方面的重大轉變就是從國共合作、團結抗戰(zhàn)轉向制造磨擦、反共溶共、不斷制造反共高潮。為了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進行全面抗戰(zhàn)，中國共產黨和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人士，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建立民意機關，實行抗日民主。在積極抗戰(zhàn)的呼聲下，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抗戰(zhàn)建國綱領》和《組織國民參政會案》，決定在原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的基礎上設立國民參政會。6月，鄒韜奮以救國會負責人的身份被聘為參政員，成為國民參政會的首批參政員，并出席了7月在武漢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
作為一名文化界的參政員，鄒韜奮不僅履行參政議政的職責，而且在參政提議案中提出嚴肅認真對待參政工作。1939年初，鄒韜奮回顧了兩次國民參政會大會閉幕后參政會決議案的實行情況，結果往往是上一次會議的提案多，提案所反映的問題未得到答復和解決的也很多。對此，他在參政會第一屆第三次會議上提出了一份專門為辦理提案的提案《應該檢討決議案的實施如何》。他分析認為，第二次大會決議案要在即將舉行的第三次大會中揭曉，但事實上從未開展討論，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參政會決議案實際上遵行到什么程度，得到了什么結果，都應該有切實檢查的必要。例如關于《節(jié)約運動計劃大綱案》，實行上報告說由國防最高會議“函國民政府及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通令遵行”，至于各相關部門接到“通令”后怎樣“遵行”，及“遵行”的結果如何，有待進一步檢查。又如《改善各級行政機構案》，會議報告說“已盡量采納于《抗戰(zhàn)建國綱領實施方案》之內政部分”，并“經交國民政府轉飭教育部、財政部分別采納施行”，方案的采納，采納后的施行，在事實上該方案已實施到怎樣情形，也尚待進一步檢查。此外，還有若干提案注明交某某機關“審核”、“商辦”、“審議”、“通飭遵照在案”，實施的情形如何，也當有待于進一步的檢查。有若干案件批明交某某機關“切實辦理”、“從速實施”，這是比較慎重的了，但“辦理”和“實施”究竟如何，也當有待于進一步的檢查?？偟膩碚f，參政會議對于前一次的提案僅僅作了書面的簡單報告，決議案在事實上的實施情形，還是很難斷定的。[17]出于一種責任感，鄒韜奮對參政決議案的實施及落實情況的擔憂，躍然紙上。
鄒韜奮的參政之路，從1938年7月參加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開始，到1941年2月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召開前夕辭去參政員，共兩年零七個月。鄒韜奮參政時間雖短，他的參政論題卻始終突出了積極抗日與爭取民主自由兩大主題。
國民參政會雖屬戰(zhàn)時全國最高民意機關，但國民黨為控制民意，不允許共產黨和其他黨派成員以“黨派代表”的資格出席，只允許以地區(qū)、經濟和文化團體代表的資格出席，并要求參政員在參政會內“不發(fā)高論，不出難題”，“服從多數，拋棄成見”，不得有“妨礙國家行政統(tǒng)一及抗戰(zhàn)建國需要之種種主張與議案”，國民黨參政員從第一屆的44.5%發(fā)展到第四屆的84%，占了參政員的大多數，共產黨僅有七人，加上其他抗日民主政黨僅占11%。[18]作為參政員，鄒韜奮見證了最高民意機關部分參政員為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斷發(fā)出吶喊的聲音。鄒韜奮在后來的文章中談到，即使是在國民黨對參政員提出苛刻要求的情況下，部分參政員還是發(fā)出了“高論”。國民參政員既然是“來賓”，但“來賓”和平常的客人究竟還是有些不同，有的時候為國家大事著想，受到良心的指揮，在參政會上不但要做出激烈緊張的辯論，而且要放出“大炮”。1938年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在重慶召開，當時國民黨政府仍在堅持抗戰(zhàn)，有一部分妥協(xié)分子卻在散播消極抗戰(zhàn)的想法，汪精衛(wèi)竟然公開討論與日本“和平”。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就在這樣一種氣氛中舉行，“汪議長”居然是大會的主席。會議開幕之后，會場上霹靂一聲，傳出陳嘉庚（國民參政員）從新加坡來了一個“電報提案”，內容極為簡單，而意義極為重大，這個提案的內容只有十一個字：“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這寥寥11個字，鄒韜奮認為是其他幾萬字的提案所不及的，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19]陳嘉庚的提案反映了全民意志，在會議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國民參政會第一屆會議期間，國共兩黨和其他黨派、無黨派參政員中的大多數參議員積極支持抗戰(zhàn)、為抗戰(zhàn)獻計獻策，從而使國民參政會在團結全國人民、堅持全民抗戰(zhàn)、反對妥協(xié)投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8月15日，鄒韜奮、江恒源、曾琦、黃炎培會商，決定分別負責起草一屆四次參政會重要提案，董必武負責起草發(fā)動民眾問題提案。9月9日至18日，董必武、林伯渠、博古、王明、吳玉章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董必武等22人聯署提出《擁護抗戰(zhàn)到底、反對妥協(xié)投降、聲討汪逆肅清汪派活動以鞏固團結，爭取最后勝利案》，還和張瀾、鄒韜奮、黃炎培等黨派負責人提出《民眾問題》一案，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實行憲政，均提交會議討論。會議經過激烈爭辯，最后通過了治本辦法和治標辦法。治本辦法要求請國民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指定若干參政員，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xié)助政府促進憲政。治標辦法要求請國民政府明令宣布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因為戰(zhàn)時需要，政府行政機構應加以充實并改進，以集中人才，從事抗戰(zhàn)建國工作。會議還通過了否認偽組織，通電聲討汪精衛(wèi)等提案。
參政員的基本職責是結合當前形勢為參政會提交議案，鄒韜奮在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上，針對日本的侵華戰(zhàn)略的調整和國內消極抗戰(zhàn)形勢，提出了《中國新形勢與國民參政會》的提案，分析倡導團結抗戰(zhàn)與加強國民參政會建設的關系，可謂切中要害。提案從抗戰(zhàn)全局高度提出：中國需要更鞏固的全國的團結，集中全部力量開展抗戰(zhàn)建國工作。他分析中國抗戰(zhàn)兩年多來，愈戰(zhàn)愈強，敵人由企圖“速戰(zhàn)速決”失敗而企圖“速和速結”，由企圖“速和速結”又失敗而正在企圖“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中國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兩年來所取得的抗戰(zhàn)成果，最主要的基本條件，誰都不能否認的就是全國的精誠團結，敵人也知道中國這一個基本條件的重要性，所以在政治進攻的陰謀中，極力利用汪逆精衛(wèi)之流，挑撥離間，制造摩擦，企圖由此增加中國內部的矛盾，分散中國一致對外的力量，尤其可痛惜的是頑固勢力也為虎作倀，間接推波助瀾，使中國的抗戰(zhàn)建國工作受到更多的障礙。為加速抗戰(zhàn)最后勝利的到來，國民參政會要提高加強抗戰(zhàn)建國工作的效率，達到精誠團結，一致抗日的目的。[20]
在1939年初五屆五中全會后，國民黨在組織上加強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加強對地方民眾的控制同時，決定發(fā)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以使思想意識的統(tǒng)一與權力的集中相一致，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在新聞方面，實行所謂“三民主義的新聞政策”，圖謀鉗制輿論，壟斷新聞。在這種新聞政策統(tǒng)治下，1939年6月國民黨政府正式成立新聞檢查局，各省市成立新聞檢查所，各重要縣市成立新聞檢查室，如蛛網密布，加緊摧殘新聞事業(yè)。1940年6月，國民黨中宣部致函戰(zhàn)時新聞檢查局，傳達蔣介石手令：所有稿件“凡意存挑撥、攻擊或煽動者，絕對不應刊載”。皖南事變后，迫害日甚一日。據統(tǒng)計，1937年全國有報館1031家，到1941年11月，大后方報館被國民黨當局核準者只273家，僅1942年一年，大后方的報章雜志被封閉的達500多種?？箲?zhàn)時期重慶的出版行政管理機構主要是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和重慶市社會局圖書審查處。國民黨政府還先后公布了《戰(zhàn)時圖書原稿審查辦法》、《雜志送審須知》、《圖書送審須知》等圖書審查規(guī)定及一系列禁書、焚書法令，依仗這些法令，出版行政管理機構著重查禁不符國民黨政府宣傳要求的書刊?？箲?zhàn)期間在重慶被查禁的圖書達2000余種，期刊200余種。
鄒韜奮作為抗戰(zhàn)文化戰(zhàn)線上的一名斗士，在新聞、言論、出版如此窒息的環(huán)境下，他爭取民主自由的斗爭從未停止過。1938年7月，國民政府一公布了《戰(zhàn)時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和《修正抗戰(zhàn)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準》，8月他便在《全民抗戰(zhàn)》上發(fā)表社論，抗議國民黨政府壓制抗日言論的自由。生活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十幾家同業(yè)聯合發(fā)表宣言，要求蔣介石撤銷這一法令。在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上，鄒韜奮提出了《請撒銷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以充分反映輿論及保障出版自由案》，反響十分強烈，得到了周恩來的高度贊揚。1939年2月，在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上，鄒韜奮提出《請撤銷增加書籍印刷品寄費，以便普及教育、增強抗戰(zhàn)力量案》和《動員全國知識分子掃除文盲，普及民族意識，以利抗戰(zhàn)建國案》等。7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葉楚傖、副部長潘公展找到鄒韜奮談話，脅迫生活書店和的正中書局獨立出版社合并，加資金百萬，直接由國民黨市黨部領導，并要求鄒韜奮加入國民黨，均遭到鄒韜奮回絕。9月，鄒韜奮在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上提出《改善審查檢查快報辦法及實行撤銷增加快報寄費，以解救出版界困難而加強抗戰(zhàn)文化事業(yè)案》等。鄒韜奮等參政員在中國共產黨的引導下，利用國民參政會進行了不屈的斗爭，從而維護了國共團結抗戰(zhàn)的大局、維護了全民族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廣大民眾爭取了新聞、出版和言論的自由。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對進步文化出版事業(yè)也加緊摧殘。鄒韜奮經營多年的生活書店50多處分店除重慶一地外，其他各地分店均被封閉或限期停業(yè)。鄒韜奮的處境也十分危險，但他堅持革命立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為了鄒韜奮的安全，194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與鄒韜奮及其夫人進行了長談，勸他離開重慶，并安排他們秘密經過桂林，轉移到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陣地，同時對生活書店如何做好隱蔽疏散工作進行了具體安排。鄒韜奮行前致信重慶各抗日民主黨派負責人和部分民主人士，信函開篇就說早有辭去參政員的念頭，“原冀對于民主政治有所推進，俾于國家民族有所貢獻，但二三年來之實際經驗，深覺提議等于廢紙，會議徒具形式，精神上時感深刻之痛苦，但以顧全大局，希望有徐圖挽救之機會，故未忍遽爾言去耳。”讓鄒韜奮辭職的直接原因，則是他苦心經營了16年的生活書店“自前年三、四月后所受之無理壓迫，實已至忍無可忍之地步”。原本在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上通過的《抗戰(zhàn)建國綱領》規(guī)定，在抗戰(zhàn)建國期間，只要不違背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和法令，對于言論、出版、領會、結社自由，都應該給予合法的充分保護。生活書店也恰好是致力于抗戰(zhàn)建國文化事業(yè)，出版有關抗戰(zhàn)期刊有八種，抗戰(zhàn)書籍千余種，即使是這樣，在國民黨中央政府輿論控制下，自1939年以來，生活書店“無故被封，或勒令停業(yè)，十六年之慘淡經營，五十余處分店，至此已全部被毀”。鄒韜奮說，“一部分文化事業(yè)被違法摧殘之事小，民權毫無保障之事大。在此種慘酷壓迫之情況下，法治無存，是非不論，韜奮茍猶列身議席，無異自侮”，“故決計遠離”。2月25日，鄒韜奮因國民黨政府加緊迫害生活書店，封閉在各地的分店以及實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政策，憤怒發(fā)表聲明辭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出走香港。
四、惜英年早逝，韜奮精神永存
1943年2月，黨組織派專人秘密護送鄒韜奮去上海治療。住院期間，中共中央派華中局情報部徐雪寒帶去毛澤東、周恩來對他的親切慰問。在上海，鄒韜奮妻子沈粹縝說：“敵人想置我死命，可是我不怕死，因此我要盡快到延安去，爭取入黨，我要為黨多做一些工作?！迸R終前他口授遺囑：“二十余年來追隨諸先進，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進步文化事業(yè)，竭盡愚鈍，全力以赴，雖顛沛流離，艱苦危難，甘之如飴。此次在敵后根據地視察研究，目擊人民的偉大斗爭，使我更看到新中國光明的未來。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氣和信心，奮勉自勵，為我偉大祖國與偉大人民繼續(xù)奮斗?！薄拔倚膽炎鎳?，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國堅持團結抗戰(zhàn)，早日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薄罢堉泄仓醒雵栏駥彶槲业囊簧膴^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span lang="EN-US"> [21]表達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誠摯愿望。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帶著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眷戀和深情，離開了親人，離開了他心愛的新聞出版工作，離開了他畢生致力從事的偉大的愛國民主事業(yè)，享年48歲。
9月2日，在延安的周恩來獲悉鄒韜奮病逝的噩耗后，即刻向中央建議：在延安召開追悼會；《解放日報》發(fā)表悼念文章；中共中央致唁電。這一建議，得到毛澤東的贊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紛紛舉行追悼大會，隆重紀念這位杰出的政治活動家和新聞記者。9月28日，由周恩來修改審定的中共中央致鄒韜奮家屬的唁電表示：接受鄒韜奮的臨終請求，追認其為中國共產黨員。10月7日，《解放日報》發(fā)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鄒韜奮家屬的唁電，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并對其一生及其從事的偉大事業(yè)，給予了崇高的贊譽和評價。電文寫道：“韜奮先生二十余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yè)，奮斗不息，雖坐監(jiān)流亡，決不屈于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至最后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先生遺囑，要求追認入黨，骨灰移葬延安，我們謹以嚴肅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并引此為吾黨的光榮。韜奮先生長逝了，愿中國人民齊頌先生最后呼吁，為堅持團結抗戰(zhàn)，實行真正民主，建設獨立自由繁榮和平的新中國而共同奮斗到底?！?span lang="EN-US"> 11月22日，時值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入獄八周年的日子，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隆重舉行追悼鄒韜奮大會，周恩來、鄧穎超致鄒韜奮挽聯上寫道：“憂時從不后人，辦文化機關，組救國團體，力爭民主，痛掊獨裁，哪怕冤獄摧殘，宵小枉徒勞，更顯先生正氣；歷史終須前進，開國事會議，建聯合政權，準備反攻，驅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后死神傷?！?/span>
鄒韜奮逝世的消息傳到重慶后，9月25日至27日，由宋慶齡、林伯渠、董必武、于右任、劭力子、孫科、馮玉祥、沈鈞儒、張瀾、陶行之、郭沫若、徐伯昕等72人聯名的訃告，連續(xù)三天在《新華日報》上刊登。10月1日，重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社會各界人士近1000人參加大會。會上，各界人士在發(fā)言中一致譴責國民黨踐踏民主、迫害愛國人士的罪行，表示要繼承鄒韜奮的遺志和民主精神，向法西斯統(tǒng)治進行斗爭。沈鈞儒在講話中指出：韜奮先生是為民主而死。郭沫若在演講中說，“韜奮，你并沒有離開我們，你還活著，你還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里，每一個青年的心里，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的心里。你是活著的，永遠活著的，從中國歷史上，從我們人民的心目中，誰能夠把鄒韜奮的存在滅掉呢？”
1945年9月12日，周恩來在致鄒韜奮夫人沈粹縝的慰問信中寫道：“在抗戰(zhàn)勝利的歡呼聲中，想起畢生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奮斗的韜奮先生已經不能和我們同享歡樂，我們不能不感到無限的痛苦?！薄艾F在，他的一生光輝的努力已經開始獲得報償了。在他的筆底，培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促成了現在中國人民的勝利?！薄绊w奮先生的功業(yè)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將永遠是引導中國人民前進的旗幟?！编u韜奮逝世五周年時，周恩來題詞：“韜奮同志經歷的道路是中國知識分子走向進步，走向革命的道路”。[22]
鄒韜奮“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span lang="EN-US"> [23]鄒韜奮一生正是抱著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執(zhí)著信念，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偉大事業(yè)鞠躬盡瘁，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1] 鐘桂松：《茅盾傳——坎坷與輝煌》，河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頁。
[2] 鐘桂松：《茅盾傳——坎坷與輝煌》，河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頁。
[3] 茅盾：《霧重慶的生活（回憶錄之310）》，新文學史料，1986年（1）。
[4] 《如何擊退頹風》，載《茅盾全集》第2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頁。
[5] 畢云程：《鄒韜奮先生五周年祭》，載《世界知識》1949年第20卷第6期。
[6] 馬仲揚、蘇克塵：《鄒韜奮傳記》，重慶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頁。
[7] 《我們的立場》（1930年12月13日），載《韜奮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256頁。
[8] 參見馬仲揚、蘇克塵：《鄒韜奮傳記》，重慶出版社1997年版。
[9]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10] 金沖及：《周恩來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509頁。
[11] 金沖及：《周恩來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509頁。
[12]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頁。
[13] 連貫：《1942年在香港搶救文化人士及知名人士的情況》，載《東江黨史資料匯編》第三輯。
[14]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周恩來與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頁。
[15]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周恩來與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頁。
[16] 鄒嘉麗：《憶韜奮》，學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頁。
[17] 鄒韜奮：《應該檢討決議案的實施如何》，載《全民抗戰(zhàn)》第五十三號，1939年2月。
[18] 孟廣涵：《國民參政會紀實》（續(xù)編），1987年版，第17頁。
[19] 鄒韜奮：《抗戰(zhàn)以來》，香港華商報出版部，1941年7月。
[20] 鄒韜奮：《中國的新形勢中有什么重要的特點呢》，載《全民抗戰(zhàn)》第八十六號，1939年9月。
[21] 《鄒韜奮先生遺囑》，延安《解放日報》1944年10月7日。
[22] 《周恩來與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頁。
[23] 毛澤東：為鄒韜奮題詞，《解放日報》194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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